论经世、考证及义理在戴震学术思想体系中内在关联.docVIP

论经世、考证及义理在戴震学术思想体系中内在关联摘要：从戴震的论学主张及其对老、庄、释氏以及宋儒的批评，可以看出，在戴震的学术思想体系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他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经世；考证；义理；戴震；学术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B24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55―06 长期以来，认为乾嘉学术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运动，认为乾嘉学术只是为学术而学术，已经远离了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几乎已经成为学术史的常识。然而，仔细检讨作为乾嘉学术的领军人物的戴震的学术思想系统，即可呈现出与这一常识判断不同的图景。 一 戴震无论在都中与纪昀、钱大昕、秦蕙田、裘曰修、王观国等的交往中，还是在客居方观承、朱?等的衙署中，所受到的推崇都是源于他在名物制度、天文舆地等方面的建树。然而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等学问，在戴震自身看来，只是闻道的工具，并非学术的最后目的，所谓舁轿者与轿中人的比喻，正是这一观点的形象说法。戴震在其人生的较早时期，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主张，并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不断地付诸实践。这一主张，主要包含有下面几个要点。 首先，戴震认为学术必须有见诸行事的要求。在早岁的《凤仪书院碑》中戴震提出学者当通经以纯粹自己之材识以期能够适于化理，最终达到化理斯民。在晚年又致书某君，谓“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批评“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卒前数月，即乾隆四十二年正月，戴震从京中寄书段玉裁，说自己一生治学终得明“古今治乱之源”之所在。 其次，戴震认为学术要能见诸行事，则必须预闻圣人之道。《与姚孝廉姬传书》是他在入都后不久留下的文字。在信中，戴震批评当时墨守前人的学风，并且明确提出过“志乎闻道”的主张。他说：“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诚有志于闻道，必去其两失(指“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引者注)，殚力于其两得(指“取义远，资理闳”。引者注)。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此后“志乎闻道”、“务在闻道”、“终乎闻道”等亦屡屡被提及。如《答郑丈用牧书》说：“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又如《〈沈学子文集序〉》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与某书》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古经解钩沉序》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序剑》说：“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直到生命的最后，仍欲“竭数年之力，勒成一书，明孔、孟之道。” 第三，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戴震的这个认定也见诸不同时期的文字。如《与姚孝廉姬传书》说：“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汶于后世也。”《沈学子文集序》说：“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古经解钩沉序》说：“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原善〉引言》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由于这个认定，所以戴震治学之重点全在治经，他赠程瑶田联语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程瑶田亦谓“余观东原之学以治经为先。”以至于江藩评论戴震“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一语时说：“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戴震论古暂缓秦以下，而以究明“六经”为急务，显然是基于“六经”为圣人之道之所在的认定。 最后，戴震认为治经之要在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同时强调典章制度与圣人贤人之理义的关联。换句话说，戴震认为“六书、九数、制度、名物”是预闻“六经”、孔、孟之道不可或缺的工具。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即又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此诚震大不解也……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震在《郑学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