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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地方志 2008年第9期
从地方志看明清广东的水权纷争及其解决
乔素玲
提 要:传统观点认为,和谐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 目标。但地方志中关于明清广东水权纷争的记载
表明,当地普通民众的维权要求相当强烈,“健讼”成为基层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明清广东水
权纠纷的解决情况,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为当代修志工作提供更为真实的资料
关键词:地方志 明清 广东 水权 诉讼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其分配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所谓水权,一般是
指对水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及让渡的权利。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多数地区属于水乡,无论
是农业生产,还是交通运输,都对水利有极大的依赖性,水 自然成为人们争夺的主要对象。特别
是明清以降,人 口增长迅速,资源 日趋紧张,水权纷争也趋于激化。但国家法典对此反映有限,
学界也未给予应有重视。近来翻阅地方志,发现其中不乏对基层水利纷争的详实记载,这对于了
解基层社会水权运行细节不无裨益,遂撰成此文,希望借以展现方志的本土特色和独特文化价
值,探索丰富新方志的途径,为当代修志工作提供启示。
一 水权纠纷此起彼伏
与北方因争夺水源而引发水权纠纷相比,广东水权纷争的诱因更为多样化,无论是天旱、涝
灾还是航运均会引发水权争执。
每遇天旱缺水,人们为争夺水源纷争不止。清嘉庆五年 (1800年),清远县的罗塘被廖姓霸
占,用来蓄水养鱼,导致水流断绝,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当地业户联名向知县提出控告。县府判
决该塘永归马头冈村专门用于灌溉农田,廖姓不得据为私有①。据 《汕头市水利志》统计,明代
至民国时期,潮阳县发生争水纠纷三十余起,有的还酿成大规模的械斗。潮阳县的山门城与金溪
二村,因争夺金溪水水源,在清道光十九年 (1839年)、二十二年 (1842年)和民国 28年
(1939年)曾发生三次大规模械斗,死伤 232人。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潮阳县洋汾陈、
洋芬林两村为争水源发生械斗,纷争持续9年,打死 150多人,抛荒田地一千多亩,一百多人被
迫逃亡南洋。揭阳、普宁、惠来等县也不时发生类似悲剧②。这些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不仅造
成家破人亡,而且在民间结下世代难泯的刻骨仇恨,给后代带来无穷后患。
遇到天雨涝灾,人们又为排水纠葛不断。广东地处亚热带,降水量大,容易发生洪涝灾害。
明清时期,广东的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在 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水旱灾害同时存在。据地方志记
载,三水县的安乐围每遇汛期就严重积水,这些积水 自然排向四会县的大旺,两地常因排灌而闹
纠纷⑧。排灌工程的兴建与维护,也带来许多冲突与矛盾。海丰县的杨安南邻大海,全赖海堤保
障安全。清康、雍、乾年间,海堤经过多次修复,又多次损毁。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流沟
① 李文恒等修 :光绪 清《远县志》卷6 经《政 ·水利》,第66页,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7年影印本。
② 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汕《头市志 ·水利志》,第 359页,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③ 三水县地方志办公室、水利水电局: 《三水县水利志》,第 85页,1992年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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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石洲乡的一些乡民私垦盐田,开沟毁堤,被当地士绅控诉。该县知县亲 自前往勘察,明令禁
止在海堤附近开垦盐田,严防牛只践踏、割草等损毁海堤行为发生①。光绪十一年 (1885年),
珠江三角洲发生特大水灾,官府拨款修筑水利工程,南海县的李应鸿拟修建水闸,但桑园围的人
认为将会堵遏水流,屡次拆毁工程,双方 “构讼不已”,建闸之事遂废 。
即使在平常季节,人们也常为航运权起纷争。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布,水路交通极为重
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海上运输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内河航运也蕴藏巨
大商机,海港、码头及 内河航运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地方志中常有关于津渡权的纷争。清朝
初年,清远、三水、四会三县的士子赴考和商人贸易船舶到达广州后,均在珠光里东面的码头停
泊,俗称 “三邑码头”,码头旁立有石碑记载此事。咸丰年间 (1851~1861年)广州发生战乱,
碑碣焚毁无存,三水县绅士试图将码头据为已有,擅 自竖立木牌,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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