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集团多重博弈探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docVIP

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家集团多重博弈探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关键词] 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公共品;合作博弈;国家集团 　　一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但随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过度索取也给整个地球的承载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其中，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大气作为人类共同的全球性公共资源，具有明显的受益非排他性与消费的竞争性，易遭受“公共地悲剧”;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治理与合作，则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品性质，然而不同国家间的贡献可以相互替代，又产生了“搭便车”的可能。 　　国际公共品概念源于一般公共品理论，最近二十年中许多学者以博弈论方法对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Sandler(2004)[1]，Barrett(2007)[2]、Potters(2009)[3])。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京都气候大会后各国构建合作制度的过程、进行博弈均衡的结果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4-6]。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气候治理合作中，参与主体众多、各国利益诉求差异很大，学者往往着眼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由部分国家自发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联盟)，它们之间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博弈困境，因为集团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权威性，对内部成员国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而各成员国妥协、让渡部分国家权力有助于避免“个体理性”所导致的集体最差选择。但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会更加艰难，它们代表着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让步。因此，本文在通常的不合作博弈基础上，运用了合作博弈理论对该问题研究，分析了国际气候治理中集团之间、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 　　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国家集团博弈 　　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框架公约》)，成为人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而在该框架下召开的气候大会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谈判与合作平台。其中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缔约国第三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2007年缔约国第十三次会议制订了“巴厘路线图”，提出了“双轨”谈判制度，对缔约国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未签署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后哥本哈根时代”，倡导将国家发展模式转入“低碳经济”，同时温室气体治理合作也折射出各国在新的时代下为争取世界经济主导权所进行的较量。 　　回顾这二十届气候大会，最大的两个利益集团就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而谈判的矛盾也集中在二者对于如何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减排责任的分歧。另外，一些国家出于国情、历史、地理位置及利益关系等因素的考虑形成了或松或紧的联盟集团，如欧盟、欧佩克、伞形国家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雨林国家联盟”等。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增加减排的努力，但离发达国家的标准仍有差距;而发达国家一再推卸减排责任，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和发达国家具有同等的责任，特别是美日等国态度强硬。发达国家数量较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如发展中国家，但人均排放量较大，并且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更大;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工业化尚未完成，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难免因此增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的能力对全球变暖问题进行治理，并具有更多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则承担了更沉重的现实责任，经济发展水平却限制了它们的能力，需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支持。如果气候大会谈判成功，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均一无所获――如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进程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给整个气候治理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图1描述了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博弈的两个参与者：由所有发达国家组成的集团简称发达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简称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三种策略选择，即行动(A)，表示减排合作;不作为(I)，表示保持原有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