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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民税负感轻重影响因素 　　个人所得税是大多数居民最熟悉和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少数税种，个人收入的高低影响到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北京市居民的税负感轻重影响因素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年税收收入都以超过20%的平均速度增长，既高于我国GDP9.8%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城乡居民收入7%左右的平均增速，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房地产税试点的启动，以及被广泛渲染“馒头税”“月饼税”等事件，进一步唤醒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税感”一词不断见诸于媒体，更有媒体称：中国已经进入了税感时代。税感是税负感的简称，通常是指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压力，税收负担轻还是重，它直观地反映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感受。如何衡量和评价税负感已经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国内外关于税负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衡量税负感，二是哪些因素影响税负感。《福布斯》杂志使用了“税负痛苦指数”的概念，并给出“税负痛苦指数”计算方法，即确定六个税种，包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障税、销售税、财产税，并将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后进行比较，数值高低与“税收痛苦指数”成正比。按《福布斯》杂志的算法，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在全球排名：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和2009年的“跃升”全球第二，2011再次排名第二。《福布斯》杂志的每一次排名的公布，都引起国内不小的争论。国内一些学者对这种计算方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税收痛苦指数”应该是纳税人本身对当前税制以及个人所承担的税负程度一种主观上的判断，这种单纯计算税率的方法并不适合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张琳、韩旭，2012)。 　　张强(2008)提出用税负幸福指标来衡量税负感的高低，尽管纳税较高但也能获得较高的福利，从而增强幸福感。税负幸福指标可以用一个国家当年对于公共福利事业的支出与当年的税收总额的比值来计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税负幸福指标，认为德国税负率很低，公共福利支出却很高，甚至超过了当年税收总额两倍以上，其税负幸福指数最高。美国也属此类国家，税负率最低，同时税负幸福指数也非常高。而法国、荷兰、波兰等高福利国家，虽然税负率较高，但其公共福利支出很高，其税负幸福指数也较高。类似的观点(庞凤喜和潘孝珍，2013)认为可以用“税负痛感指数”来替代“税负痛苦指数”，税负痛感指数是公民对自身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与获得的具有合意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间状况的一种主观判断，以及由此主观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其一般计算公式为：税负痛感指数=公民的税收负担水平/具有合意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哪些因素影响着税负感?邝艳华(2013)根据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预算满意度越低、税款感知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市民，其税负感越重。说明预算满意程度较低的市民，对于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提供公共服务的感受更为深刻和负面，越倾向于感受到更重的税负:税款感知程度越高，与政府税收管理接触越多，掌握的税收服务、公共服务等信息越多，形成越深刻的知觉，清晰地知晓自己的税负，越容易产生对税负的负面感受:收入越高，缴纳的税款越多，也容易产生较重的税负感。在三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中，税款感知对税负感的影响最为深刻，说明政府如果要使公民的税负感到公平，把公民对税款的关注转移到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上来。国外一些学者也对税负感的测量进行了研究，StefanLiebig和SteffenMau(2005)通过计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高、低收入阶层税感不重，而中等收入阶层税感重;而性别与税感的关系不显着。 　　单纯采用边际税率高低作为税痛指数来衡量纳税人的税负感显然与现实不符，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都是高税收国家，但抱怨税负压力大的人并不多;而采用公共福利支出水平与税负水平之比作为衡量税负感指数，比单纯依靠税率更科学和符合现实，但用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来评价纳税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税负感既然是纳税人对税收压力的主观心理感受，就应采用主观心理的衡量方法可能更为准确。笔者拟利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的七级量表，通过对1200名北京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统计北京市居民对税负压力的主观心理感受，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着北京市居民的税负感轻重。 　　二、理论假设与问卷设计 　　(一)理论假设 　　我国是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国家，绝大部分居民对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情况了解有限;同时，我国也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全部税收收入的70%以上是间接税，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其中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过6%左右，间接税作为价格的构成因素之一，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作为居民个人若收入达不到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3500元，就可能感受不到税收的压力，将财政支出满意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