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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及对制度创新要求 　　劳动力资源的这种总量和结构性变化，要求必须根本改变依靠不断扩大廉价劳动力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变化、新挑战、新机遇?由此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进而推动改革本身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 　　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目标和新挑战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和新变化 　　改革开放35年来，从经济规模上看，2013年底我国GDP已达56.8万亿以上，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GDP总量比改革初期增长近25倍(按不变价格计)，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左右上升至12%左右，从2010年起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总量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8%以上，比改革初期增长近18倍(按不变价格计)，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折算成美元，自1998年起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提升，从2010年起，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跨越(人均国民收入4055美元以上至12475美元之间)。从经济结构上看，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化的进展，城镇化的程度和信息化的趋势均获得了显着迈进。农业现代化程度已从低收入穷国水平上升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降至36%(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在30%左右);工业化进程已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迈进到中后期，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比较(比如当代高收入国家，即按世行2012年划分标准人均GDP超过12475美元以上的70个国家平均水准)，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已实现2/3以上。 　　城镇化水平按照国际社会一般统计口径，我国已从1978年的20%以下，提高到2012年的52.6%，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30%”70%之间)，尽管其中包含着2亿多进城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仍较低，但即使按户籍人口计，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率也已超过35%;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信息化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持的服务业的发展进入加速期，包括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市场性服务等等。 　　工业化的进展程度是一个历史相对范畴，从产业结构演进高度的测度来说，一般是把产业所占比重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结构高度指标，即H=Vittimes;LPit(Vit是单位时间内产业i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LPit是单位时间内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i处于一个开放的集合中，代表各产业、部门)。以工业化完成作为节点，一国产业结构越接近于1，表明其越接近完成，大于1则表明“后工业化”的深入。当然，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产业的产值则是一个没有量纲的数值，所以需要把“劳动生产率”标准化。就GDP规模而言，到2020年的目标是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计将接近15万亿美元。 　　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上的变化集中在两方面，即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变化。就供给而言，以往要素成本低的优势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国民经济传统的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各类资源的价格等等均进入持续显着上升期，整个国民经济成本和企业成本会急速攀升。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迅速转变发展方式，使传统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效率严重滞后于不断攀升的成本，就短期增长而言，必然会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经济严重失衡，这就是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长期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型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必然遇到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的硬约束，要素无法包容依靠低廉价格要素投入量的无限扩张的增长方式。因而无以支持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进而产生严重“滞涨”、迟迟不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穿越的根本原因。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这种供给方面的变化，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根本转变，必须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展转变到主要依靠效率提升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来。 　　就需求而言，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演变，以往经济短缺的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也在逐渐加强，软预算约束的状况逐渐发生改变，国民经济失衡的常态不再是需求膨胀，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转变为需求不足。在这种条件下，内需会发生逆转式变化。从投资需求增长看，尽管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明显提高，进而国民储蓄规模增大，金融系统掌握的信贷资源大幅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