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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我国“农民工”是个身份概念，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遗留物。伴随身份差别的待遇差别、社会福利差别、社会活动权利差别使得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社会的“边缘人”。即使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形式上的身份差别，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仍然得不到本质上的改变。当前，我国每年“进城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左右，若城乡身份差别继续存在，“农民工”群体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刻不容缓。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 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其养老还没有成为社会。但若没有制度安排，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体的养老事务将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退休的农民工将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退休农民工自身、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如果他们的养老依靠青年时期的非强制性存款或老年时期的农业劳动，那么这批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部分将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弱势群体。如果依靠子女养老，那么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老人和年轻一辈都难以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养老风险的社会化转向是社会的必然。如何公平、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还必须回升到社会的层面上来研究。 (一)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国家政策的理性选择 我国已把社会保障写入了宪法，政府应该改变非平衡发展战略，改变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不能以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养老社会化能促进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从而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 (二)农民工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参与社会化养老的需求，而且表现出了积极的权利追求 据调查，85.4％的农民工表示即使处于失业状态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去，可见农民工城市化的自觉性之高，同时，这必将带来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社会化。因此实现农民工养老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体系的衔接便成了城市化的客观需求。 (三)我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已从1990年的2937亿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39373亿元，政府的承受能力在增强，这离不开农民工杰出的贡献，政府应该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顿老年农民工，回报农民工。维护社会稳定。 (四)当前农民工平等地获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 一来农民工收入相对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低，难以按时交纳与城镇职工同额的个人缴费：农民工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强，企业缴费难处理。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对长期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职工的补偿性质。是保证体制顺利转型的过渡性制度，要实现国家对农民工实现“三高”(高基数、高效率、高待遇)颇有难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阻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统账结合”的个人账户制度，账户公私不分，不能体现参保个人独立的经济法人地位，不能反映企业欠缴多缴与个人账户的关系造成了吃社会统筹“大锅饭”的现象；费率、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统一、垂直管理体系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社保基金的缺口已经达到8000亿元，如果让农民工承担原因形成的转制成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实践中只有少数富裕省市有条件地将很少部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民工社会保险对策 我国当前进入社会养老保险系统的农民工的人数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4个途径：购买商业保险；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获得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第一个是少数相对富裕者的选择：第二条途径虽然是国家为农民设计的，但其发展进退两难，操作中也存在许多违规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制度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政府也不具备财政补贴能力，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推行。后两者就是对一些先进省市的做法的概括：前两者虽是农民工的自愿选择，却只是在个体诉求社会化养老的时候受到现有条件限制而可能找到的出路，不可能对农民工的养老起到合适的、普遍的保障功能。所以，只有后两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农民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方案，对其进行比较讨论可以再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有助于为其制度化建构找到社会基础和可行性方向。 有些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率先对此进行了相关探索，形成了上海和广东两个模式。上海模式最大特点是设专门机构管理，农民工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只做养老补贴。农民工连续缴费满1年可获得1份老年补贴凭证。广东模式是将农民工直接纳入现行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这两种模式因地制宜，有力地保证了当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但这两种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上海模式的养老补贴待遇偏低，其额度现为本人实际缴费基数的74％。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