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内部产权安排问题.docVIP

论家庭内部产权安排问题按照温总理的“加减法”计算，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人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家庭内部产权安排是“小事”，但是它涉及到13亿人、3.9亿个家庭，就成为“大事”。哈尔滨女教师为报取暖费突击“离婚”、宜宾女虐夫七年致其10级伤残、2300多万的农村留守儿童性格异常、对家庭不满意而导致离婚女性是男性的九倍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其危险程度甚于家庭的收入恶化（Caner，wolff，2004）。制度经济学认为，低效率或者无效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的，有效的制度变迁可以提高组织的效率，因此关注和研究家庭内部的产权调整，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母亲是否应该被优先赋予 教育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也不例外。面对日益昂贵的教育产品，家庭成员受教育的优先权分配当然需要优化配置，但配置是否依照女士优先的国际惯例呢？在《美国经济评论》2005年第10期上，刊登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作为正方的Behrman和Rosenzweig依据母亲比父亲更偏爱子女的假设，认为如果优先赋予母亲的受教育权，就可以提高家庭产品――子女的质量，因为接受到较高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在学习和生活上帮助子女，这就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势必产生巨大的非市场效益，他们的结论得到计量经济学的验证。事实上，这个观点一直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的主流观点，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他们常常督促不少发展中国家推行类似的政策。但是反方的Antonovics和Coldberger仍使用正方的同一套数据，得出了与正方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提高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母亲的效应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母亲教育这种低效率在子女入学前阶段更为明显。原因是，提高了母亲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母亲的市场参与率后，势必减少了母亲的家务时间和陪伴子女的时间，导致家庭产出水平的降低，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 类似这种“鸡生蛋、蛋生鸡”式的争论，国内也不罕见，但这种争论，客观上并无助于理清家庭的受教育权，更有可能增加家庭和社会的不和谐。如果可以将社会生产分为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两种，教育分为家庭生产类教育和市场生产类教育，从事家庭生产的母亲接受了市场生产的教育，从事市场生产的父亲接受了家庭生产的教育，家庭内部的受教育权发生了错配，或者分工不同的父母不分青红皂白的接受同样的市场生产的教育，缺失家庭生产的教育，那么，增加家庭的受教育权，提高家庭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有可能因为家庭成员的知识结构畸形而徒增家庭摩擦，影响家庭的产出效率。 二、家庭控制权及其争夺 就目前大多数国家而言，所有权是家庭共享的，但家庭财富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因为与收益权相连而大多存在明争暗斗，情水柔刀也随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Wooley（1999）、Wooley（2003）研究发达国家中产群体的实际情况后发现，家庭控制权的分割比例是由家庭成员的谈判地位决定的，谈判地位高的一方，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其中，市场收入是谈判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较高的市场收入提高了他/她的选择范围，减少了对其它家庭成员的依赖性。平均起来，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因此，在争夺家庭控制权的过程中，女性处于弱势状态。那么增加家庭和谐程度的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增加女性的就业水平，以减少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市场的供给态势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婚姻市场、子女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占据更多的控制权，瓜分更多的家庭利润。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是否如此呢？ Paponek和Laurel（1988）、Thomas(1997)对印度尼西亚家庭控制权的研究就发现该国有别于发达国家，该国的母亲拥有70.5％家庭控制权。这与Pahl（1983）年调查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数据惊人的相似，后者正好为70％。但是Pahl在高收入群体中，这个比例下降到25％，即父亲拥有了75％的家庭控制权。因此推论，如果母亲更偏好化妆，父亲更偏好饮酒，那么，在低收入群体中，母亲执政必然导致化妆支出比例高于饮酒支出，反之，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父亲施政又使饮酒支出比例超过化妆支出。这个结论对和谐发展的政策含义是，由于穷困家庭女性掌握着实际的家庭控制权，女性普遍具有的短期投资和风险规避特性，决定着家庭投资和生产结构的女性化倾向；男女成员家庭控制权的协调方式还会随家庭收入水平增加程度而调整，家庭控制权格局出现势必出现阶段性的特点。 三、家庭收益权的界定 家庭内外存在诸多因素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家庭怨恨和暴力的出现，但家庭收益权的界定不清导致家庭成员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不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