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爲西漢戴德所編新證——以先秦西漢出土文獻爲參照.pdfVIP

·66 · 《国学学刊》二○一七年第一期 《大戴禮記》爲西漢戴德所編新證* ————以先秦西漢出土文獻爲參照 馬曉玲 【摘 要】鄭玄《六藝論》明確記載戴德編《大戴禮記》，其後學者意見不一，或認爲秦漢間人所撰，或認爲 東漢禮學家所輯，或認爲後人僞輯。三種反對觀點或受思想局限的制約或源於對古籍認識不足，論述偏 頗。贊同戴德編《大戴禮記》者論述雖多，惜未深挖其成書西漢戴德的證據。《大戴禮記》成書於西漢戴德 的證據有六條：四條史料明確記載戴德編此書；相關篇章與出土文獻互證，說明其單篇早在戰國中期便 已流傳，最晚流傳於漢宣帝五鳳三年；用字避西漢皇帝諱，最晚避宣帝諱，但不避東漢皇帝諱，說明成書 於西漢宣帝後；從《投壺》、《保傅》兩篇引詩不屬於毛詩當屬於齊詩，毛詩盛行於東漢，齊詩行於西漢，看 《大戴禮記》成書於西漢；與先秦和西漢文獻重見者多，與東漢文獻重見者少，說明其成書於西漢；本身存 留編選痕迹，編選內容符合太傅身份。劉向、劉歆、班固三人曾親見過《大戴禮記》，但其《別録》、《七略》、 《漢書·藝文志》均不著録，之所以不著録不是因爲《大戴禮記》非西漢戴德所編，而是有其他多重原因，如 其資料彙編的叢書性質，劉向、劉歆習詩學派與戴德不同，劉向、劉歆對禮經、禮記認識與戴德不同，班固 繼承劉向、劉歆著録傳統及其東漢時仍不受重視地位較低等。通過正反兩方面的詳細論證，《大戴禮記》 爲西漢戴德所編，不容置疑。《大戴禮記》是戴德擔任信都王劉興太傅期間所編纂的教材，其編纂特徵有 三：一是以教學爲宗旨，二是增廣擴充的編纂方式，三是替换字詞的處理原則。 【關鍵詞】大戴禮記 戴德 編纂 新證 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叙》載：“（鄭玄）《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 ① 《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大戴禮記》作者及篇數，清晰明瞭。其後至今，針對時代和編者問題，學 者聚訟紛紜，論證繁多，綜合起來，大概有以下四種觀點：一、贊同西漢戴德所編；二、認爲秦漢間人所撰；三、認 爲東漢禮學家所輯；四、認爲後人僞輯。 《大戴禮記》當爲西漢戴德所編。下面，先評析三種反對觀點，再結合新發現的六條證據進行論證。反駁 《大戴禮記》爲西漢戴德所編者，常與《禮記》一並論述，其實《禮記》成書時代的判定與《大戴禮記》成書時代的 判定無關，故不贅言。 一、三種反對觀點評析 《六藝論》明確記載戴德編《大戴禮記》，三種反對觀點或受思想局限的制約，或源於對古籍認識不足，往往 證據單薄，論述偏頗，紕漏較多。 *本文爲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前出土文獻及佚文獻文學研究》（編號：15ZDA13)、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汪照〈大戴 禮注補〉點校整理》（編號：1531）、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項目《戴德〈喪服變除〉佚文校勘整理與研究》（編號： 2015-QN-340)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也受南陽師範學院2015年度博士專項科研項目《〈大戴禮記〉編者時代新證》基金資助。 ①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26頁。 万方数据 《大戴禮記》爲西漢戴德所編新證——以先秦西漢出土文獻爲參照 ·67 · （一）三種反對觀點 1．“秦漢間人所撰”說 清代崔述《豐鎬考信録》卷二提出了“《大戴禮》乃秦漢間人所撰”的觀點，但未加詳述；《補上古考信録》卷 上又說：“《大戴記·五帝德》篇……不如《史記》之文明順；不知《戴記》之文久而訛耶？抑司馬氏潤色之 耶……且文亦卑弱，與《堯典》、《皋陶謨》首節大不類，顯爲後人所撰。”《夏考信録》卷一說：“《大戴記》所稱五帝 及禹之德，其文皆略與《史記》同；然《史記》所無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記》文義之明潔。疑古本 ① 《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記》之文以補之者。” 2．“東漢禮學家所輯”說 該說源於洪業，後被王文錦、錢玄等繼承。洪業反對《大戴禮記》成書西漢的主要根據有二：一是不見《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