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杀死几千万人的瘟疫.doc.docVIP

一场杀死几千万人的瘟疫 2017-01-14 导读 一个加长的营房被改造成了停尸间，但仍满足不了需要，一捆捆尸体像木材一样堆放在走廊上，以至于前来考察的医学家们不得不小心地在尸体间穿行，才能进入解剖室。 还记得老电影《上帝也疯狂》里的主角吗？他的扮演者历苏（N!xau）是一个布须曼人（Bushmen），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通过遗传学的方法，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依靠狩猎采集过活的布须曼人很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大体而言，人类的早期生活与布须曼人无异。那大概属于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捕猎、采摘、迁徙，环境危险而艰辛，每个人的生命都相当短促，短促到几乎来不及生病。在居所不定的小社群里，微生物无法在蓄积的秽物或水源处繁殖，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感染对象，更难以造成大规模的流行，因此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与人无缘。然而一旦人们定居下来，驯养家畜、培育谷物、耕作土地，社群规模不断扩大，人与动物、植物以及秽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且固定，病魔就把人缠上了。牛带来了天花、结核，猪带来了流感，狗带来了麻疹，鸡鸭老鼠蟑螂则带来了伤寒、霍乱、百日咳。而在人们劳作的田地里，或是储存粮食的谷仓中，还有血吸虫或致病的真菌在蠢动。 自那以后，人类迈入了一个迄今不见终点的病痛时代。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文明发达的地区，往往疾病肆虐。在《旧约》里，埃及就曾是瘟疫的集散中心；公元前430年，从埃及传播到波斯的莫名怪病旋即蹂躏了雅典；两百多年后，安东尼瘟疫重创罗马；过了二十余年，黄河流域疫病流行，魏公子曹植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建安七子中，除二人早殁，其余五人都死于这场瘟疫。在1346年至1350年的5年间，黑死病（鼠疫）剥夺了2000万人的性命，占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横扫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更加惊悚，不到两年它杀死的人类就达4000万。一些流行病学家估计，这个数字有些偏低，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高达5000万，乃至1亿。 在《大流感》里，作者约翰·M·巴里（John M.Barry）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描绘成自然与科学之间的第一次大冲突、大对决，这不无道理，因为正是在那个时期，即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免疫学、药学以及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发展，终于把医学带到了科学的大门前。但是巴里把瘟疫看作是“自然强加给人类社会的灾难”，这样的观点我不能接受。正如我前面讲的那样，不能把疾病简单地等同于天灾，很大程度上，它们乃是社会的产物。看看今日弥漫整个国度的雾霾，以及它造成的疾病与死亡，我们就会明白，从社会产物的这个角度看，无论现代医学如何进步，它都不可能成为一门彻彻底底的客观科学。 一般来说，科学家需要回答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二是“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将科学与宗教区分开来，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医学并不能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回答得理直气壮。著名的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Borter）说，现代医学的绝活儿就是让个体活下去，活得不觉痛苦，活得健康，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健康有何贡献，“仍然甚费思量”。实际上，现代医学的进步既没有填补贫富阶层巨大的健康鸿沟，也没有拉近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健康水平。相反，在那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往往得益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这需要的是社会体制、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等的推动，而不仅是复杂先进的医疗手段。 当然这不妨碍《大流感》讲述一段精彩的大流行病医学史，尤其是现代医学在美国的发展经历，本书着墨甚多。 美国的医学研究和教育一度落后欧洲数十年。直到1900年，只要交钱，几乎任何想上医学院的男子都可以如愿。只有两成的医学院对生源有特别的要求——高中毕业，几年后混上一张医学文凭一点儿不难。美国社会对医生也缺乏尊重。正所谓“药医不死病”，相较于治疗，人们更相信宿命。一位哈佛教授在演讲里宣称，只要具备正常的判断力，任何人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如果任由所有的疾病自由发展，死亡和灾祸都将减少。” 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创办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扭转了整个美国的态势。1893年，他们的医学院才刚刚创立，没隔多久，美国的医学水平就在他们的引领下迅速上升，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乃至超过欧洲的水平——证据就是在西班牙大流感事件中美国人的表现，而霍普金斯医学院又在其中举足轻重。20世纪30年代，最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四个美国人，霍普金斯培养了其中的三个。 很快，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学以及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地的一流医学院也跟上了步伐。伴随着他们的革新，全美150多所医学院，将近一百所落后的学校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