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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承 寻找效率支撑点富人们需要根据一定的程序确定转移的对象，挑选合适的转移时机，选择适当的转移工具，以降低财富转移中不必要的损耗 目前控制着大部分私有财富并已经开始逐步退休的“美国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出生于1946-1964年间)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财富转移挑战。根据波士顿学院社会福利研究所的测算(HavensSchervish 1999),在1998-2052年的55年里,美国需要转移的财富值高达41-136万亿美元(1998年价格),可见规划之重要。 2005年1月6日,在芝加哥市所在的伊利诺依州库克县法院,一场全美瞩目的家族财富纠纷肥皂剧以巨额和解收场。控制着世界著名的凯悦(Hyatt)酒店集团的普利兹克(Pritzker)家族的11位成员,向家族企业掌门人罗伯特(Robert)20岁的女儿莉耶瑟(Liesel)和22岁的儿子马修(Matthew)共计支付5.6亿美元的补偿款,连同此前这对兄妹已经各自到手的1.7亿美元,该项诉讼和解金总额高达9亿美元。除了罗伯特和这对子女彻底反目以外,该诉讼案件也让财富净值超过150亿美元的普利兹克家族企业王国在第四代后嗣手中开始解体。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该家族将在未来的约10年里,通过上市、转让乃至清盘的方式将控制下的酒店、游轮、商用房地产、实业等资产平均分配给以各成员为受益人的信托。 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普利兹克家族财富纠纷案家喻户晓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家族的显赫地位和莉耶瑟的好莱坞和百老汇名演员身份。但是,该案的最重要意义却在于它引起了美国财富管理界对财富转移规划和管理的深度反思,即富人们到底应该将何等数量的家族财富以何种方式转移到何种范围的后嗣手里,同样是中国富人烦恼的问题。 在亲情、感情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点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为了克服“富不过三代”现象而艰苦挣扎的富有家庭来说,普利兹克家族在三代人手中经历了财富的敛集和快速膨胀,在第四代才出现“叛逆分子”,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由于西方法律赋予所有者对名下财富完整和绝对的占有、享用、受益、处置和遗留的权利,所以,如何转移财富是富人享有的自由选择权之一。从实践上看,第一代移民或者创业者往往倾向于将来之不易的财富滴水不漏地传给自己的子嗣,比如,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1992年过世时,其遗产基本被完好无损地传递到了遗孀海伦和四个子女手中。 历史证明,这种基于血缘和感情来世代传递的努力只能实现财富在物质上的暂时延续。因此,第二代及以后各代的“守业者”往往比较倾向于将精力逐步从创造财富转向管理财富,通过基于自己的价值观来转移财富并提升其长期精神价值。比如,由前第三代掌门人杰伊(Jay)发起并由家族基金凯悦基金会(The Hyatt Foundation)1979年开始颁发的“普利兹克奖”,就被誉为建筑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同样,资产高达20亿美元的沃尔顿家族基金会(WaltonFamily Foundation)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前(K-12)教育领域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 当然,除了财富数量多一些和生活方式奢华一些以外,富人们还会因花费了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创富上而比普通人更缺乏家庭的亲情温暖,因此,他们希望通过以金钱来弥补内心愧疚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决定财富转移对象时应该在亲情和价值观两方面有所平衡,否则,任何弥补感情损失的努力可能反而会进一步有害于素质不高或理财能力不强的后代。所以,富人们首先应该对自己的价值观和财富管理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再对子嗣们的价值观、道德品行、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作一个客观的评价,最后再将二者结合起来寻找平衡点。一个业内公认的原则是,富人们应该在保证子嗣的基本生活、健康、教育、职业发展等需求的前提下再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需求和慈善意愿。 富可敌国的“股神”巴菲特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比天下不少父母都痛苦的终身遗憾:考上了大学的三个子女竟无一人能够坚持到让自己和妻子春风满面地参加其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意识到过多财富的巨大副作用的巴菲特夫妇决定尽快亡羊补牢。除了多次在媒体公开高调申明不会将财富留给子女以外,他们还提供资金帮助每一位孩子设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培养他们对财富内涵的理解力。现在,巴菲特的女儿苏茜在管理母亲和自己名下两只慈善基金之余从室内家居和女红中找乐;以摄影为职业的大儿子霍华德工作之余隐居在伊利诺依州一个800多英亩的农场里;追随歌手母亲而成为音乐家的小儿子彼得,则正为濯制唱片和举办巡回演出而忙得不亦乐乎。看到他们能够在“世界第二富豪”父亲的阴影下活得这样悠哉,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巴菲特在财富转移上对子女们“抠”。可见,富人们在规划财富转移时不能局限于考虑如何从物质上克服“富不过三代”现象,更要从精神上力图战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