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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的国际法学审视 “法治中国”的国际法学审视 蒋新苗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410006) 19世纪中期开始，闭关 自守的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原则 也在严复、梁启超等思想先驱的多方努力下，以不同的方式与途径渗入官方及普通民众心中。尽管晚 清及民国政府并未因势利导，弘扬光大法治思想，但遗留下的法治火种仍蕴藏在广大民众的内心和脑 海。历经 1957年 “反右”和 “十年文革”的磨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稍有抬头的法治之势再遭扼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重新唤醒了中 华民族的法治意识。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法治火种如沐春风。1997年在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中具有非 凡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客观需要。”以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国家的目标为导向，1999年3月 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 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增加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从而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政治诉求予以夯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坚持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立了基本理 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屋建瓴，将法治国家的建设 目标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启了 “法治中国”的崭新篇章，将其纳入 “美丽中国”、 “和谐中国”、 “文明中国”、 “富强中国”建设的 宏伟蓝图之中。可以说， “法治中国”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针对当前全方位展开有关 “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探讨，立足于国际法学视角，结 合我国法治历史沿革以及全球治理的走势，笔者提三点不成熟的看法或建议。 第一，在 目前进一步加强 “法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时，务必梳理清楚基本概念。 “法治中国”这一概念或术语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并非仅仅相当于 “法治”与 “法律”的概念替换，也不仅仅是 “法治”与 “法制”的术语转换，更不是以 “法治” 代替 “依法治国”的语词置换。 “法治中国”的提出，特别是 “法治政党”口号的提出，比以 “法 治”替代 “人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更为深远。它彰显了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 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的飞跃必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术创新，而且有必要发挥其政治导向功能。通过法学理论研究提出引导社会变革或 革新的术语或概念，从而影响政治决策或让政治 口号得到理论佐证，进一步变成政治行动，从而演变 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 鉴于 “法治中国”这一概念提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 学的梳理。首先， “法治中国”的内涵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必须进行明确界定。 “法治中国”究竟 仅仅是 “法治”的延伸，抑或是 “法律之治”的具体化，还是纯粹是 “治国之道”或 “治国方略” 收稿 日期：2013—08—07 作者简介：蒋新苗 (1964一)，男，湖南东安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 33 法制与社会发展 的内化?诸如此类问题，有必要予以明确。只有揭示 “法治中国”的本质特征，才能明确其基本含 义。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角度和维度揭示 “法治中国”的具体内涵，明确 “法治中国”的宗旨、 目标和价值取向。其次，对 “法治中国”的外延必须采取统一标准界分清楚。目前，对 “法治中国” 外延的界分，既有学者将其划分为 “法治经济”、 “法治政治”、 “法治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 “法治政府”、 “法治政党”、 “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此外，还有二分法、三分法等不同的分类。 可以说，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的划分依据或标准对 “法治中国”进行分类，各有其可取之处。不过， 在 目前展开有关 “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的起步阶段，过于复杂或过于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