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与刺猬的故事——善本部讲座侧记.PDF

狐狸与刺猬的故事——善本部讲座侧记 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 史睿 希腊残诗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情，而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后世哲人遂将研究 各种具体问题的专才称为“狐狸”，而研究形上问题的通才称为“刺猬”。“狐狸”好还是“刺 猬”好，这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果一定要 得出个结论，那么章学诚对于朱熹和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评论最为中肯，他说：“朱陆之异同， 乃千古不可无之异同，亦千古不可同之异同。”朱熹与陆九渊是南宋两位理学大师，但他们 的方法论极不相同，朱熹主张认识世界从格物开始，即具体地研究各类事物，而陆九渊则说 所谓格物就是去除心中的恶念以致良知，所以陆九渊认为朱的学问太琐碎，而朱熹觉得陆的 学问太空疏。于是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就请他们到今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的鹅湖书院，探讨共 同关心的哲学命题，以取折衷，是为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但三日论辩两人的 观点仍然互不相同，从此，朱陆异同就成了千古的学术命题，成为两种哲学观念或方法论之 争。如果以“狐狸”和“刺猬”喻之，朱熹是“狐狸”，而陆九渊则为“刺猬”。就学术本身 而言，正如章学诚所言，“狐狸”和“刺猬”一个都不能少。其实，当“狐狸”还是做“刺 猬”，除了价值取向之外，还与个人的性格类型和心理认同相关，时代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例如戴震自认是一个“刺猬”，但却被同时代的学者当作“群狐之首”，这一点余英时 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有详细的论证。我认为，做个“狐狸”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得 来，但当个“刺猬”，非有先天的性灵不可。于是在身为“狐狸”之余，就十分向往“刺猬” 的生活。自从善本讲座开办以来，我总算有了瞻仰“大刺猬”风采的机会。 细数五十次的讲座，我亲身听讲的不过二十八讲而已，但能亲炙诸位先生的教筵，实在 是一件荣幸的事。我们所延请的老师有学界名宿，如启元白先生、冯其庸先生、吴小如先生 等，但更多的是称为当下学术界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他们的学识、视野和眼光都值得钦佩， 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是专家，又是具备文化担当的通才，将思想与学术熔为一炉。这里难于 备述，仅就我所熟悉的几位先生略谈一二。孙文泱先生是我的老师，执经问难之余，也有把 酒言欢之好。但是每次见到他，我总是有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讲座之中， 他以《水浒》为例，说明小说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认为史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仅有骨骼 而无血肉，故研究历史不可不重小说，小说所提供的鲜活的历史场景是任何史籍也无法代替 的。进而分析当代文化现状，阐释中国古代两种文化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现 代中国的不同命运，对此给予切实的历史解释。这一讲，我从中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一部古代 小说的知识，而是历史学的史料学和方法论的启 发，是关乎中国文化道统延续的重大命题。这不 仅出乎我的意料，而且大约也是当日所有听众没 有想到的。其后王学泰先生所讲的《游民文化与 中国社会》同样分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古代小说，从发生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些小说— —即游民文化作品——对于中国社会的解构作 用，尤其指出游民意识对于非游民人群的消极影响及其后果，令人深思。这些观点立即令我 联想到孙老师的演讲，于是我便提请听众回顾孙老师的观点，将两次讲座中有关中国国民性 形成、演变的话题联系起来。阎步克先生也是我所企羡的老师，但一直缘悭一面，这次讬汪 桂海君先容，得以莅馆演讲，对我而言实为一大幸事。阎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品位与职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变迁》，与阎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著作同名。阎先生本人一 直担心这样专门的题目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听众，但我从来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学者必定会 赢得满堂喝彩，一讲下来，果然印证了我的预料。从阎先生的译作《帝国的官僚体系》到他 的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 制度论集》、《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都是围绕政治文化这个大课题 展开，所有具体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话题。熟悉阎先生学术路向的听众都能透过这 一讲，看到其后深远的学术含义。其实，不只《品位与职位》一书，阎先生的其他著作都为 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的视角和尺度。例如我当前正在做中古礼法的研究，如果让我回顾 礼法研究的学术史，我可能有不同别人的见解：阎先生《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将礼作为一 种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当代最为出色的成果。会后，我引用上文提到的“狐狸”与“刺猬”的 比喻，并且说到当今学术界“狐狸”多而“刺猬”少，我们需要有更多像阎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