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自然学辩证法 第一篇 第三章：人与自然.pptVIP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生态中心论不仅将伦理关怀范围拓展到人以外的整个生物界，还包括生物环境周围的土壤、水体等非生命界，它们与动植物一起构成了大地的“生命社区”。 “生命社区”内的生命体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个体不能独立于整体；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价值，应当同等对待。其目的是要把人从地球的征服者的立场，转变为人是大地共同体普通一员的立场。 人类作为大地共同体的一员，就应当尊重共同体中的其它伙伴，也有义务来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在西方社会中的影响： 比如，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提倡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不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已经把这种思潮作为改变人类实践模式的一项社会运动。 奈斯于1972年第三届“世界未来研究大会”上做题为《肤浅的与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的报告， Arne Naess 1912-2009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将当前的生态运动区分为“肤浅的”，即旨在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目的在于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的运动； 以及“深层的”，即采取理性的、全视角的、整体性的，放弃了人类处于环境中心形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运动。 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八项纲领： （1）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的有用性无关。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们自身也是有价值的。 （3）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4）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 （5）当代人过分干涉非人类世界，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6）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着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其结果会与目前大有不同。 （7）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是在评价生命平等（即生命的固有价值）方面，而不是坚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方面。对数量上的大（big）与质量上的大（great）之间的差别应该有一种深刻的意识。 （8）赞同上述观点的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义务来实现上述必要改变。 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西方生态伦理学对我们的启示 ： 为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比如，动物界甚至整个自然界是否应该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权利；虐待动物甚至残害动物的道德 问题；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的整体利益问题；当前的经济需求与大规模开发、改造、建造等带来的问题。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1972年，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 ； 1980年，由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联合发表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以研究自然、社会、生态、经济以及利用资源过程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作明确定义： “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此定义被各国广泛接受。 G. H. Brundtland 1939- 可持续发展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献。 这些文献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确立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人类世代的共同发展等三个目标。 可持续发展 2，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及缺陷 内涵：以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为例，它突出了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问题，为实现人类长远发展和共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缺陷： 它没有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地位，仅从人与人的关系定义持续发展，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它把注意力引向了代际关系，而掩盖了当代人之间的矛盾及其重要性，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欠公平。 可持续发展 新的探索和补充： 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将其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 同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将其拓展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这些理解体现了所谓“三E”： 可持续发展 “环境完整”（Environmental integrity）：恢复和保持总体的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各物种平等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