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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有财政税收政策中问题及深化改革探究 关于现有财政税收政策中的问题及深化改革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说，财政税收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税收应该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政政策还包括财政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多个方面。但由于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与财政支出一起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近年来，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已经辐射到各个角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和分配也发生了绝大变化。国家不仅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稳保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和转型升级，更要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如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等。如何主次兼顾、有序推进，需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当前财政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要有务实的正视，进而才能科学地研究如何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 　一、社会经济巨变给财政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 　财政税收包括税收征收和支出两个两面，税收收入不仅是国家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来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无论是税收的征收，还是税收的配置利用，都必须以不断促进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终级目标，其中包括产业竞争力、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保障等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科研投入、公共设施建设、保障体系建设来实现，在不同的时期下，如何让持续这些影响因素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至于因短缺或过度供给而带来国家机器整体的健康运转，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核心人物。 　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同样带来了副作用，我们同西方国家一样无法避免。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化、收入差距扩大、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等问题，就需要财政税收政策来制衡。而在不同时期，这些问题所呈现的状态以及解决的途径不同。近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层面的几轮刺激计划，买下的隐患已经完全暴露，一是如房地产泡沫、大宗商品产能过剩、要素价格飞升等问题，导致大量传统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及海外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的成熟，大量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国内的传统就业机会减少；二是高房价、高物价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而同时收入因为实体经济的疲软而得不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三是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再一次拉大，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持续的时间更长。面对这些“副产品”，财政税收政策必须主动进行调整，逐步消除不健康的发展方式，促进和扶持新兴的发展方式。 　此外，各种新兴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也带来了大量的机遇和问题。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发展潮流，不仅重新组织了社会生产方式，也促进了大量新业态、新岗位、新模式的出现。财政税收政策面对这些新生事物，需要及时得更新版本，与时俱进。 　二、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税收水平和结构不合理现象仍普遍存在 　首先，我国税收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匹配，明显较高。从实际购买力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全球水平统计数据看，我国目前的税收水平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尽管我国在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但税收重头还是在于名目繁多的流转税。而这些流转税来源于企业的利润，因此最终会反映在群众的收入上。税收种类多，征收总体比例高，最终导致群众的工资收入得不到有效提高。而面对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进而引发的物价上涨，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迟迟得不到显著提高也是情理之中了。 　其次，税制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方面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例不合理，营业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占到税收的七成，而各类所得税仅占两成。因此，虽然流转税有利于国家财政的资金筹集，但在更深层次的分配领域，所得税的作用被抑制。而目前我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来源于分配领域，劳务和资本收入分配、城乡之间的分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配、区域之间的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利益主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后续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种交叉问题仍较为严峻。例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涉及分配领域的税种迟迟得不到应用，而部分流转税的税种重合和交叉问题又得不到及时得解决。 　最终，主要税种与经济结构变化不匹配适应。例如增值税为例中的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行业间税负不均，资本比重高的生产型企业，大量的固定资产那购置税不能抵扣。资本的沉没成本很高，因而限制了资本在各行业之间的灵活流动，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消费税对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品，没有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中，或者征收的比例很小，起不到调节的作用。 　2.财税支出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不科学 　从支出方面看，财政税收政策在资源配置上比税收征缴面临更大的挑战，用好每一分钱是财政税收政策的责任。从上文提到的诸多“副产品”可以看出，我国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在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峻。受到时代背景的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