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社会伦理道德放逐的人：妓女形象谱系 - 济南大学文学院.doc

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 刘传霞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250022） 摘要：在现代中国，妓女形象成为一种隐喻，一种表达思想意识、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人们通过妓女形象的认知和想象来表达他们对民族现代性、社会关系和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命题的思考，以此建立自我想象、寻求自我认同。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精英知识分子笔下的妓女形象作一个谱系来考察，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检视创作主体的社会性别和社会身份对妓女话语系统建构影响。 关键词：妓女形象；话语模式；自我认同；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表识码：A 妓女是指“通过性去交换物质的生存条件”[1]（P9）的女性，与其他处于家庭伦理结构中的女性——母亲、妻子、女儿相比，她们是一群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人，是一群活在社会为女性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之外的人。按照她们在家/国秩序中的位置，她们无疑是一群边缘人，属于葛兰西所定义的“属下”。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叙述中她们出现的频律和占据的位置却远远超过了“良家妇女”，超过了其他女性的“属下”群体。古往今来诗词史话、乡野传奇都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她们的身影透射着书写主体对自身社会阶级和社会性别身份的认证。在封建帝王专制的古代，尽管朝代更迭，但由于文人士子在社会政治权力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基本未变，所以文人墨客所书写的妓女形象大体一致，即文雅精致、“色艺双馨”的名妓。由于妓女被排除在社会伦理秩序之外，文人士子不用担负道德和政治的责任，她们的存在不仅满足了文人士子被伦理道德所压抑性欲望、补偿了他们被包办婚姻所剥夺的情感需求，而且对她们的书写成了文人士子炫耀、展示自己的学识、风雅、智慧、才情的场所，成为文人士子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诉求的重要修辞手段，因而，妓女这一边缘人反而获得在中国文学中高频率出场的机遇。进入20世纪，历史的巨变带来的不仅是个人政治文化身份的转换，还有民族身份的变化。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初步形成，大批破产农民和破落贵族失去了生存之地，他们的妻女来到城市沦落为妓女，妓女群体也呈现多层化。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的转变。 “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和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2]（P4）在现代中国，妓女形象成为一种隐喻，一种表达思想意识、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人们通过妓女形象的认知和想象来表达他们对民族现代性、社会关系和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命题的思考，以此建立自我想象、寻求自我认同。尽管文学话语中妓女形象不能等同于历史话语中妓女形象，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精英知识分子笔下的妓女形象作一个谱系来考察，同样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2](P5)检视创作主体的社会性别和社会身份对妓女话语系统建构影响。 一、“同是天涯沦落人”：郁达夫与城市底层妓女 在封建时代，男女婚姻主要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的缔结，与两性之爱没有直接关联，于是多才多艺的、受过教育的名妓成为文人士子钟爱的对象，她们为其沉闷无爱的婚姻生活设立了安放情感心灵的合法空间。五四运动以后，平等互爱、两情相悦的现代婚姻观取代父母包办、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对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妓女存在的现实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合法性消失。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妓女数量的增加，妓女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都在关注妓女问题，试图对这一群体进行改造和管理，在禁娼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达成一致。当然，各自目的和对妓女群体的阐释是不同的。。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中列举废娼的五大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生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3]（P315）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主要从启蒙人道、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出发，而民国政府主要从妓女危及公众健康和社会秩序出发，很显然，精英知识分子的废娼包含更多的思想文化议题，但是，二者的话语背后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既妓女为危险、具有社会破坏力量的群体。五四后妓女话语被重新编码，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叙述中，对妓女的阐释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高等妓女，她们被视为道德沦落者，成为在堕落的殖民地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象喻而被批判；一种是底层妓女，她们被列入下层人民群众行列，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被同情，成为人们批判黑暗的社会制度、改造社会的符码。这两种叙述模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作家笔下有着微妙的差异，与作家的社会地位、精神气质、社会文化思潮都有着密切关联。 在五四新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