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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弊病《董事会》:2007年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至今，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董事会建设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胡汝银:首先，法制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比如新《公司法》对董事的忠实和勤勉义务、董事责任、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运作等都有了非常到位的规定。其次，对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都有了程序性的规定，要求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避免内部人控制，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另外，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现在要求上市公司除了披露财务信息，还要披露公司治理情况，并且要求进入“公司治理板块”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公司治理的进步更多是体现在形式上，实质进步要滞后一些。 《董事会》: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胡汝银:存在的问题比较广泛。第一，由于股权过度集中和旧体制的惯性，在目前的董事会运作中，“一股独大”、“一人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比较明显。第二，由于投资者保护机制、法律环境、证券市场文化等方面存在问题，所以很多大权在握的内部人并不关注公司的整体利益，而是打自己的小算盘，为了牟取私利而牺牲上市公司利益。第三，董事不“懂事”，独董不独立现象普遍存在。第四，机构投资者还是以“短炒”为主，通常“用脚投票”而不是“用手投票”，他们大多不关注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上市公司缺少改进治理水平的外界压力。 《董事会》:交易所谴责了不少违规担保、大股东占款的上市公司，这类事件频发的原因是什么？ 胡汝银: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对直接责任人的惩处力度不够。在香港，如果上市公司的内部人胡来乱来，一旦被发现，惩罚是很严重的，看看创维数码前董事会主席黄宏生的结局就知道了。在中国大陆，违规成本低，法律不具有威慑力。另外，“一股独大”、“一人独大”，集团将一块业务作为子公司上市等情况在我国证券市场十分普遍，这种股权结构就容易滋生违规的关联交易。从董事会的角度讲，香港的上市公司如果要担保，要有几个甚至所有董事都签字才行，这些董事的签字是同等重要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这种董事会的集体负责制。还有就是不少董事、独董的履职能力和专业素质还不够高。 《董事会》: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施行严刑峻法的难度比较高？ 胡汝银:应该说也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还是心慈手软。另外就是在法律的实施层面，拿大股东占款来讲，如果大股东是地方的大型国企，那么检察院就要顾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司法独立性也有问题。 《董事会》:由董事长一个人签字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比如ST琼花前董事长于在青在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签署的担保合同。 胡汝银:合规担保由董事长一个人签字肯定是不行的，ST琼花的案例属于违规担保，这类担保往往手续不全。这种担保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取决于法院的判决，在尺度上有一定的弹性。要遏制这类违规事件的发生，就需要有对相关责任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制度来保障，比方说你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股东就能以公司名义对你提起诉讼。但我们还没有类似的诉讼制度，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董事会》:我们看到一些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够勤勉尽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胡汝银:主要原因是现行制度对独董的约束和激励都不到位。约束方面主要是相关法律不完善、执行力度不够、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刚才谈过了。从激励方面讲，目前独董的报酬主要是现金，这种报酬的方式有问题，导致有些独董只知道拿报酬，而不怎么尽职。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认为，董事薪酬的70％应该是股权形式。我一直主张，如果你要当一家公司的独董，你自己必须先拿出一笔数额不菲的钱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然后你的报酬中有70％也是这家公司的股票。如此一来，由于你的很多财富都与这家公司的业绩绑在了一起，你就会关注公司的运作，关注董事会的运作。 《董事会》:这种针对董事和独董的激励性股票的限售期应该很长？ 胡汝银:是的，需要把限售期设定的很长。我决不认为限售期短是好事，因为激励对象是内部人，而当前资本市场各方面对公司内部人的约束还不够，所以他们很容易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或者利用信息优势来操纵股价，导致不当行为发生。因此，限售条款应该是越严越好。 《董事会》:上市公司的独董们是否具备有效履职的能力？ 胡汝银:可以说，许多公司的独董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香港有董事学院，他们对董事履职所必备的知识列了很多条，比我们的MBA课程内容还要多。而内地只有独董资格培训，而且培训期只有几天，目前还没有针对独董的持续培训。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制度能为董事提供智力支持。比如独立董事需要发表独立意见时，如果他不懂，他可以聘请第三方顾问来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这个费用由公司出。当然，这一切要凑效的前提是独董的约束与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