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及使命.docVIP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及使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对能源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为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碳减排目标，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强能源需求侧管理，引导绿色能源消费，合理有效遏制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逐步降低经济发展的能源强度，使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趋于平缓，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措施是什么?下一步计划安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交锋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应对从容　立场坚定 《财经界》：作为一名多次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中国代表，您亲历了《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从激烈交锋，讨论，妥协到最终达成漫长历程。在多次谈判中，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什么?成效如何? 苏伟：在当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政府坚持以下原则立场。一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通过率先大幅度减排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腾出必要的排放空间，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手段。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四是坚持统筹协调和平行推进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问题。 《财经界》：碳排放是目前国内国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做了哪些部署安排? 苏伟：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利用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参与、降低减排成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实现我国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策制定和市场制度设计。为此，中国政府结合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积极研究探索在试点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目前已批准超过2600个CDM项目，其中在联合国注册超过930个，每年产生的减排量近2.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获得签发的减排量近2.2亿吨，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规范自愿减排交易活动，鼓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CDM项目合作的成功实践，加上自愿减排交易的规范开展，将为我们进一步探索采用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益的经验，奠定良好的基础。 《财经界》：历时13天的坎昆气候峰会于2010年12月11日落幕。有媒体总结为：退步的日本，迟疑的美国，不甚积极的欧盟、愤怒的小岛国家，您认为应该如何总结在会议上的态度?您对会议成果有何评价? 苏伟：此次坎昆会议上，减缓、适应、资金、技术是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这四大问题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应对气候变化迈出坚实的一步，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有效、全面、可持续地实施。 中国在谈判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上述四个主要问题都能取得平衡地进展，为最终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果，做好准备。其中，对于资金问题，中国希望经过此次会议，至少大家能够原则同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主导下，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基金，并对长期资金安排作出明确规定。 此次会议谈判不会轻松，各国都作出适当的“灵活性”。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方都不过于“讨价还价”；大家清楚自己的责任、各尽所能，发达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四国是在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此外，发达国家对长期资金支持做出了安排，以其公共资金为主要资金来源，每年占其GNP一定比例(如1.5％)，并额外于官方发展援助，碳市场和私营部门资金只能作为公共资金的补充。发达国家不能将其在公约下的资金义务推向市场，更不能将该义务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77国集团+中国”已提出了关于资金机制的具体倡议，要求在公约下建立有效资金机制和新的基金，设立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资金窗口。资金机制的管理应接受公约缔约方大会政策指导，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原则，确保资金易于获取且管理成本较低。中方对此完全支持。 出台措施　长期战略 《财经界》：2007年，作为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