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散的轨迹对当代中国建筑师思考与实践发展脉络的另一种描述.docxVIP

脱散的轨迹——对当代中国建筑师思考与实践发展脉络的另一种描述摘要：文章尝试从部分20世纪50至70年代生当代中国建筑师实践策略和思考关注点的转变中寻觅线索轨迹。分析他们受到“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影响，同时检视他们在中国城市发展现状这一特定语境下的身份定义，进而尝试对当代中国建筑师思考与实践发展脉络进行描述。这一描述不是从作品的结果出发作总结性的判断，而是通过抽取不同建筑师的策略关注点和关键话语，进一步对贯穿不同时间段、没有因果关系的多重线索进行重新梳理和联结，对还原一个未曾明确的当代中国建筑话语体系给出研究建议。这一新的话语体系或许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脱散的轨迹”，从而见证多条线索在当代中国的某种不期而至的交汇或离散。关键词：策略；关注点；身份定义；关键词语；轨迹；话语体系前言把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三个十年间出生的建筑师放在一起会得到怎样的图景？他们各不相同的出发点、态度、目标、策略……任何想对这些进行总结的尝试所得到的答案都一定是混乱的。那么该如何进行评价? 对建筑师进行身份定义（identity definition），一方面需要观察他们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具体实践体现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广的维度上评价其思考与实践在建筑学整体话语体系（discourse）内所处的位置。自50年代生建筑师从1995年前后进行独立实践开始，当代中国涌现出的建筑师大多需要在实践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即对其出发点、参照系以及作品所引申的理念进行不厌其烦的详尽阐述。这种自我定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为前途未卜的中国建筑指出了方向，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引证，因此是特例的、主观的，通常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神秘性”（mystification）[1]，无法作为整体解读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基础。而由于体制上与经济上的放开，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建筑师进行了大量实践。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建筑师不可能完全引用同一条真理，于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属于个体的关键话语（keypoints）体系——这就加大了对更大范围的话语体系进行梳理的可能。因此，本文通过对较为熟悉的建筑师的实践策略及关注话题中体现出的关键词语进行无序的抽取，并对贯穿不同时间段的多重线索重新进行梳理和联结，试探性地对描绘一条通向新的话语体系的轨迹给出研究建议。1 “实验/先锋建筑”之结束可以认为，对当代中国建筑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实验/先锋建筑”（Experimental/Pioneering Architecture）及其代表建筑师——张永和（50年代生）、刘家琨（50年代生）、王澍（60年代生）、马清运（60年代生）等，使当代中国建筑受到来自专业和大众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而1999年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以及2001年柏林的“土木”中国青年建筑师展，引发的讨论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究竟什么是“实验建筑”或“先锋建筑”？彭怒和支文军曾在《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的拼图：从理论话语到实践策略》中提到“它……向建筑的主流学术意识形态挑战，与主流设计实践相对抗。它反对已经被接受的、成为习惯的建筑价值观而表现为一种革命和创新的精神”[2]。“实验”这个词本身似乎带有一种价值判断：“实验”即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实验，是因为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整体状态进行抵抗而产生的。因而这种批判性实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边缘化的立场，然后站在自设的立场去质疑、对抗其他。而我们所谓的“先锋”（pioneering）这个词则更是表达上述立场所具有的“姿态”（gesture），与西方建筑话语体系里面的“avant-garde”所指不同。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独立工作室便是对所谓体制内的集体建筑实践的一种批判，他们的作品也都流露出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就像刘家琨在他的《我在西部做建筑》[3]里写到的，设计罗中立、何多苓工作室的整个过程伴随着与设计院体制的决裂。这一时期的张永和通过文字和实践反对鲍扎（Beaux-arts）式的以平面与立体构成作为基础内容的“美术建筑”，而提出关注建造和空间的“基本建筑”。同时代开始建筑实践的王澍、马清运，他们的一系列探索与旧有美学传统之间的摩擦、抵抗、颠覆，形成了当代中国建筑师最初的身份特征。“实验/先锋建筑”是新体系的开始，然而作为关键话语，它的指向却并不清晰。因此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除了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打破原有运行框架的倾向外，这些建筑师各自的关注点及设计策略的微妙不同使得他们后来的实践表现出了巨大差异（这一点会在后面详述）。而无论叫“实验建筑”还是“先锋建筑”，所指向的笼统性评价都无法对这种微妙的差异进行精确的描述。除了强调与主流话语的差异，我们并不知道“实验/先锋建筑”到底包含多少在更广泛的当代语境下独特的实质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