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6张世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DOC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 （首發） 張世超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入藏北大的一批竹簡，目前正在整理中。據介紹，此批竹簡內容十分重要，可惜現在只公佈了為數不多的一部分簡的圖片，我們僅能據已見到的材料進行一些討論，鄙陋之處，在所難免，祈學界同仁是正。 《文物》2011年第6期上刊登有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文章《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下文簡稱《概說》），文中刊佈了此批簡中選自《蒼頡篇》《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雨書》《醫書》諸書中的28支簡。嗣後，2012年9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蹟選萃》（下文簡稱《選萃》），後者放大製版，印刷較前者清晰，所刊出的28支簡與前者相同。此外，還新公佈了《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等書的篇題。《概說》簡號1903者，《選萃》作1930；簡號3910者，《選萃》作3190；簡號2549者，《選萃》作2439，則明顯是誤植。看來，目前公佈的材料，簡號當以《概說》為準。 一、關於《蒼頡篇》 關於這批竹書的抄寫時代，《概說》據一枚數術簡上所記“孝景元年”及隸書書體推斷，“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多數當在漢武帝時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應不晚于宣帝。”是可信的。 對於北方匈奴的侵擾，漢初統治者除高祖曾率兵征討過一次外，文、景二世均以和親之手段安撫。武帝即位後，開始組織大規模的征討。元狩4年（前119年），大將軍衛青率軍出定襄，“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1]北大簡《蒼頡篇》簡2469：“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類，菹醢離異。”當即指此事。《居延漢簡》（甲乙編）9.1A+C+B：“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 類，菹離異。”與此同為武帝版的《蒼頡篇》。[2]我們曾指出，《急就篇》中“賢聖並進，博士先生”源自武帝版《蒼頡篇》，[3]而漢初版《蒼頡篇》則作“[漢]兼天下，海內並廁，飭端脩法，變……”見阜陽漢簡《蒼頡篇》。[4]二漢版《蒼頡篇》“漢兼天下，海內並廁”一句應套改自“秦兼天下，海內並廁”。今以北大簡2396簡校之，知漢初《蒼頡篇》“飭端脩法”一句下當作“變大制裁”。“端”字用法具秦人語特點。[5]此二句當為秦《蒼頡篇》原有之辭句。秦王政二十九年所立之罘刻石曰： “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6] 所謂“變大”，意為改變了“大矣哉”之宇內，所謂“制裁”即指“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2008年8月甘肃永昌縣水泉子M5漢墓出土的木簡中有七言《蒼頡篇》，從現存材料看，全篇都是在原有四言《蒼頡篇》的基礎上增加三字而成。當是開始進入七言詩時代的產物，在此之後，《急就篇》之類七言字書便出現了。其時代當在漢武帝之後，元帝、成帝之前。[7] 秦版《蒼頡篇》迄今未見，推想此部分大抵不出泰山、嶧山、琅琊台刻石讚頌秦王朝之辭。 二、“書同文字”與漢字的發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關於“書同文字”，《說文·敘》中有著更為詳細的記載：“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9]“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即以秦文字統一全國的文字，這本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但《說文·敘》緊接此句云：“斯作《倉頡篇》，中東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書·藝文志》曰：“《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10]學界一向以為古本的《倉頡篇》是用小篆寫的。其实，從出土的文字材料看，從戰國時期的秦國延至秦漢，一直是篆、隸二體文字並行的。雖然《說文·敘》有“秦書八體”之說，但當年通行的字體只是小篆和隸書。《倉頡》《爰歷》《博學》三書的產生與秦統一文字有着密切的關係，作為兼有識字教科書、規範字樣雙重功能的《倉頡篇》，自然應有篆、隸二種版本——《說文》《漢書》是僅敘其篆文者而已。實際上，從文字的應用看，當年隸書版的《倉頡篇》應是更為流行的，迄今所見漢簡中之《倉頡篇》皆為隸書抄寫，正證明了這點。由此而衍生的“秦始皇以小篆統一文字”、“秦以隸書統一文字”之說，皆為偏頗之論。 2002年出土于湖南龍山里耶的簡牘中，有一片木方，最早由张春龍先生在芝加哥大学顧立雅中心2008年10月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