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质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DOC

秦漢簡牘“質日”考 （首發） 肖從禮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 [摘要]羅振玉在《流沙墜簡》中將敦煌漢簡中的曆表類簡文稱之為“曆譜”的說法並不準確。根據近年出土的秦漢簡牘可知，這類曆表類簡應該稱作“曆日”、“質日”或“日”。從懸泉漢簡記載可知，“曆日”一詞至少在西漢中期已經出現，指朝廷頒行全國的曆日正朔。“曆日”在秦漢簡牘中又自題篇名作“質日”或“日”，二者與先秦典籍中的“致日”為異字同義，其本義指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夏至和冬至之時。秦漢簡牘中的“質日”類曆日屬於實用曆本，其主要功能有三：一是查閱當年具體月日干支；二是作為人們行事宜忌的指南；三是用於記事。 [關鍵字]秦漢簡牘 曆日 質日 日 二十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甘肅敦煌漢代長城烽燧遺址發現大量以軍事屯戍文書為主的漢簡。這其中有一部份屬於曆表類的殘簡。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流沙墜簡》一書中最先將這類殘簡稱為“曆譜”，計有“元康三年曆譜”、“神爵三年曆譜”、“五鳳元年八月曆譜”、“永光五年曆譜”、“永元六年曆譜”等。這類簡文被稱作“曆譜”的說法一直為學界所遵從。如陳夢家在《漢簡綴述》中亦將漢敦煌、居延地區所出十八種曆表類簡牘稱之為“曆譜”，並歸納出這些曆表的五種形制。近世以來秦漢墓葬中亦出土了不少曆表類的簡牘材料，由於沒有發現這些斷簡殘冊的篇題簡，故整理者一般也將其稱作“曆譜”。如周家台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元光元年曆譜》、尹灣漢墓出土的《元延元年曆譜》和《元延三年五月曆譜》等。 傳世文獻中習見“曆譜”一詞，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中計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書籍，其中“曆譜”類所列書籍有：《黃帝五家曆》、《顓頊曆》、《顓頊五星曆》、《日月宿曆》、《夏殷周魯曆》、《天曆大曆》、《漢元殷周諜曆》、《耿昌月行帛圖》、《耿昌月行度》、《傳周五星行度》、《律歷數法》、《自古五星宿紀》、《太歲謀日晷》、《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日晷書》、《許商算術》、《杜忠算術》等十八家，計六百零六卷。羅振玉將曆表類殘簡命之為“曆譜”大概即本于班固的說法。但是，近年來有學者對羅王關於“曆譜”的說法提出質疑，如鄧文寬先生根據東漢時期的《周禮》鄭玄注和王充《論衡》及唐宋敦煌文獻等相關記載，認為包括敦煌漢長城烽燧遺址和秦漢墓葬出土的曆本應該統一稱做“曆日”，即實用曆本。隨即李零先生根據銀雀山漢簡和張家山漢簡的記載，認為這類曆表（禮按，即鄧文寬先生所謂的“曆本”）應按照簡文自書題名稱作“質日”或“視日”。 根據近年來新出秦漢簡牘，可以看到，鄧、李二先生的說法其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不揣譾陋，對鄧、李二家說法略作申論。鄧文寬先生所舉的“曆日”一詞記載最早的例子是東漢時期，李零先生認為這些例子偏晚，並不能證明秦及西漢時期的實際情況。其實，“曆日”一詞至少在西漢昭帝時期就已出現。如懸泉漢簡記載： 御史守屬太原王鳳，元鳳元年九月己巳，假一封傳信，行曆日詔書。亡傳信。外二百七十九。《懸泉》Ⅰ0112④：1 此簡為傳信副本，簡文大意是說御史大夫奉詔頒行曆日，御史屬官王鳳持傳奉命到地方官府頒行曆日正朔，由於王鳳丟失了傳信，故官府對傳信的丟失情況進行了登記，以便追查傳信下落。“外二百七十九”是御史大夫所發傳信的編號。元鳳”是西漢昭帝劉弗陵年號，“元鳳元年”是西元前80年。《漢書·昭帝紀》載：“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已巳”，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元鳳元年九月己巳朔，知御史大夫發出頒行曆日詔書的時間是九月初一日。我們知道，古代中國各王朝在年終之月均要頒行來年的曆日正朔。如《呂氏春秋》載：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日。”高誘注云：“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此“季秋之月”即是九月。西漢初期沿襲秦《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尾。故亦當在九月頒行來歲曆日正朔。漢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採用太初曆，以春正月為歲首，冬十二月為歲尾。據簡文推測，西漢政府改曆之後，仍采秦及漢初在季秋九月頒行來歲曆日正朔之制。如上引懸泉漢簡所記即是在元鳳元年九月初一日頒行來年曆日。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由於是年八月改始元年號為元鳳，故朝廷有必要重新頒行以元鳳元年為名的曆日，這樣，簡文所記的“曆日”就不是來歲元鳳二年的曆日，而是元鳳元年的曆日。這僅是一種推測，因為按常理，既然是八月改元，那麼就應該是在改元之月，即八月頒行曆日。綜合考慮，此處的曆日是指來歲的曆日正朔更有可能。懸泉漢簡記載表明，至少在西漢昭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曆日”一詞。結合高誘注《呂氏春秋》可以知道，“曆日”就是朝廷所頒之曆。可見，鄧文寬先生認為“曆日”是秦漢時期曆表的固有名稱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 此外，秦漢時期曆表除可稱作“曆日”外，還可以稱作“質日”。我們從出土的秦漢簡牘發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