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战舰与现代科技使世界海战出现历史性变革.doc

　钢铁战舰和现代科技使世界海战出现历史性变革 　　美国内战以后的八十年中，海战变革的剧烈程度与19世纪前期的几乎相同。海战连续变化的关键是1862年约翰·埃里克森的班长号战舰的出现。该舰装有旋转装甲炮台。该世纪末，这艘战舰是海上霸王，但不久，约翰·费希尔的无畏号及其后继者却发挥了最大的潜力。 　　这几十年中，蒸气动力已成为国家大战略计划需要考虑的紧要问题。加煤站地点不只是殖民扩张方向和扩张程度的限制性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缺乏加煤站，海军上将乔治·杜威靠现场购买英国运煤船上的煤碳，他的舰船中队才从香港开到了马尼拉。美国军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绕过合恩角到古巴海域，与那里的舰队会师，这次长途巡航约13000海里，使美国后来获得了巴拿马地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 　　与舰船设计和蒸汽推力装置的革命性发展并驾齐驱，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着急剧的变革。 　　18世纪60年代初，大型线膛炮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与射击球形弹丸的滑膛巨炮相比，其在穿甲效能上较差。对于相隔臼炮时代不远的海军一代来说，他们很明白，球形弹丸比之同口径的长形炮弹，装药要多，因而在短距离上打击力更大。这在美国内战中达尔格仑号和罗德曼斯号与南军装甲舰作战时，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事实上直到18世纪60年代慢燃火药发展之后，重型线膛武器的充分潜力才得发挥。使用慢燃火药比瞬发火药能推动重量更大的长形弹丸，初速更大，射程更远。 　　约在同时，阿姆斯特朗套筒炮正风行一时，英国上尉A·T·布莱克利发展和总结了加固炮身的方法，即在炮身应力最大处加装环箍以及应用不同张力的同心炮管技术。大家看到，由于廉价的酸性转炉钢的出现，钢炮更为普及，也生产出了合金钢锻铁和铸铁，使用的是环箍和套筒造技术。约在1881年以后，随着马丁炉炼钢法的完善，已能完全控制钢的质量。这样，钢的使用就普及起来。从此，威力最强大的海军炮有铸钢、锻钢套筒炮炮管或铸钢环箍加强炮管。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火炮的强度；慢燃火药，推力大，对膛壁压力小，可以减少对火炮强度的要求，于是就有可能制造细长的、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炮了。 　　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无烟火药，因此，连发射击视界仍然清楚。发展了制造短后坐炮架的技术，才有可能进行快速射击。当时新炸药也促进了炮弹的发展，使用高爆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炮兵的最后重要作战手段。 　　19世纪中叶，战斗中一路纵队（舰船成单一纵列）仍是正常的战术编队，使用舷侧炮火，大家认为最适宜。然而，1866年7月20日，在利萨，双方拥有装甲舰的第一次舰队作战中，被认为较为弱小的奥地利一方却赢得了胜利。奥方利用锲形队形向意大利舰船纵队队形的间隙处集中兵力突击。奥地利海军上将威廉·冯·特格特霍夫再次证明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海上同陆上一样，是可行的。这和纳尔逊61年前对特拉法尔加的突击是相似的。 　　但是，这些大胆偏离常规的海军战术例子，只不过是制造或者利用了意外的机会而成功的，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采阵线严密、指挥得当的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就有得胜的机会，如编成其他队形。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海军炮射程增大，一线纵队集火射击的能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另一次重要海战中，即1894年9月19日鸭绿江口海域之战，日本海军上将雷太佐则弦所指挥的舰队与丁汝昌的中国军队实力悬殊，约略相当于利萨战斗中意、奥双方的实力。战斗开始，情况如常，日本人以一线纵列队形进，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不大整齐的锲形队形。丁将军采用这种队形部分原因是，他想用最大的两艘战舰上的最大舰炮先敌开火；还希望有机会以战船的撞角撞击日舰舷侧。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过特格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但是雷太佐则弦将严密控制的一线队形的火力与机动相结合，以两个中队的实力在远距离上击沉了大部分中国较小的舰艇，逼迫丁将军幸存的重型装甲舰撤回中国海岸。 　　同时，美国虽然在内战结束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装甲舰队，但在内战后20年，美国海军军官都羞于见到南美小国的军官，因为这些小国的海军比美国的现代化，而且数量也比美国多。 　　从18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多半因为受到上尉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作的影响，美国海军变化迅速。1989年两次意义重大的西班牙-美国海战中，由于美国舰船新型，水兵称职，指挥官熟练，美国面对的敌人虽然很勇敢，但技术落后，所以美国海军在兵力数量和火器威力上都占压倒优势。1989年5月1日，乔治·杜威上将在马尼拉湾战斗中的胜利，证明了美国是太平洋的强国。1989年7月3日在地亚哥湾，威谦T·桑普森上将的舰队表明了美国海军在西半球也处于霸主地位。 　　19世纪后期，出现了鱼雷、鱼雷艇和驱逐舰，但无论如何，纵列编队仍然是战斗舰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