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量刑建议价值的本土化及其实现路径.docVIP

从效率优先到保障公正 ——量刑建议价值的本土化考量及其实现路径 刘勇 【摘要】提高诉讼效率是国外量刑建议制度的主要价值所在，这一价值取向在证据开示、辩诉交易等相关制度缺位的我国刑事诉讼中恐难以实现。只有基于我国的司法环境对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进行本土化的权衡，才能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刑建议制度。 【关键词】量刑建议 诉讼效率 量刑公正 实现路径 公正和效率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始终存在于司法工作中，绝对的公正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单纯地追求公正必然会损及效率，而一味地提高效率则有可能伤害个别公正。每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都存在着对公正与效率的权衡。本文拟就国外的量刑建议制度的简单考察，发现其制度理念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量刑建议制度应有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 一、国外量刑建议制度略考 （一）英美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早期的判例法和成文法并没有量刑建议制度的明确规定，因此在传统的英美诉讼理论看来，量刑是法官的专有权力，不属于检察官的职权范围。其量刑建议制度是随着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而逐步产生的。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为解决待审案件大量堆积、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难题，辩诉交易开始兴起。所谓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或辩护人就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进行协商，检察官以减轻指控或建议较轻刑罚为交易条件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之答辩。20世纪70年代，辩诉交易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同，包含其中的量刑建议制度也随之取得合法地位。在美国有权提起量刑建议的主体较多，一种是由检察官提出，一种是由缓刑官提出，少数情况中也存在辩护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一般发生于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一旦承认有罪，检察官就会根据与辩护方在交易过程中所达成的协议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在通常情况下，法官都会按照检察官的建议对被告人作出量刑判决。资料表明，美国有85%-95%的有罪判决产生于辩诉交易程序，而几乎所有的辩诉交易都涉及检察官提出的具体或概括的量刑建议。可见，辩诉交易程序是美国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常用程序。 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借鉴美国的做法，实行辩诉交易，但英国的检察官是否有量刑建议的权力，则有所争论。有的学者根据英国检察官需要参与量刑听证的事实认为其有量刑建议权，有的学者则认为英国检察官没有此项权力。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英国的量刑实践中充分强调检察官中立地位的立场，很难支持其量刑建议权力的存在。如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在《英国刑事司法程序》一书中称：检察官在量刑程序中，可以陈述被告人的前科，可以陈述与关于影响被告人人格的各项事实材料，可以提醒法官注意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后果或损失，还可以提示法官关于量刑的法律规定和高等法院的判例指导，但不能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即不能争辩对于被告人应当或者不应当采用某一特定的刑罚。不仅如此，“检察官在这一阶段的态度与在审判中有所不同，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检察官不应只是设法引导适用量刑。”正如一名英国律师所说：“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下，起诉人无权，而且从来也无权向法院提出恰当判刑的意见，起诉人被排除在判刑过程之外，原因是那是法院和犯人之间的事情。” （二）大陆法系的量刑建议制度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其对定罪与量刑程序未作明确划分，但量刑建议制度在许多国家存在，而且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比较普遍的做法”。 在德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既在其简易程序（一般称其为处刑令程序）中有充分的体现，而且在其普通程序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德国的处刑令程序是指检察机关认为对于可以科处资格刑、罚金刑和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缓刑的轻微案件无需经审判程序之必要，而向管辖法院提出处刑命令的申请，即以处刑令申请书代替起诉书，法院采取书面审理的方法，依据检察机关提出的书面材料和量刑请求，以处刑令代替判决书而进行的程序。在处刑令程序中，检察官提出的处刑令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有资料显示，德国检察官在处刑令程序中所建议适用的刑法与法官的最终判处的刑法大都较为接近。由于处刑令程序在设计上考虑了诉讼经济的原则，有效地减轻了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因此这一程序在德国有非常高的适用率。 在德国的普通刑事程序中，其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起诉书应当写明被诉人、对他指控的行为、实施行为的时间和地点、犯罪行为的法定特征和适用的处罚规定”。起诉书对犯罪行为的指控属于定罪请求权的内容，对于案件“适用的处罚规定”的援引则属于量刑请求权的内容，两者均限定了法院的审理范围和裁判范围。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先有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规定，对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然后辩方提出量刑意见，双方都必须阐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