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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佛教音乐选萃》前言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佛教传人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人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佛曲在天竺时甚盛，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语：“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佛教传人中国后，一部分佛教音乐可能随之传人。因为既成僧伽，便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则有赞呗之需。但当时在华传授梵呗的僧人，大都是西域或天竺人。宋赞宁《高僧传·读诵篇》论曰：“原夫经传震旦，夹意汉庭。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把竺法兰，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 竺法兰为中天竺人，康僧会系康居人。康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 “清靡哀亮，一代模式”。此外，如“作胡呗三契、梵响陵云”的帛尸黎密多罗系西域人；依《无量寿经》及《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的支谦系月氏人；“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的支昙龠系月氏人；等等。他们所传梵呗，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似缺少广泛流传的条件。 三国时．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注意到“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的矛盾并开始创作中国化的佛曲。曹植“渔山制梵”的传说虽有神话的一面，其中亦含有若干史实性的因素。汉语系佛教的信徒把曹植尊为中国化佛曲的创始者，并说他曾在熟解梵音的基础上多有创作：“创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慧皎《高僧传·经师篇》)，恐怕他确实是佛曲华化的关键人物和过渡性人物。 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内容、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庐山慧远(公元334—416)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弘扬佛法、广播教义的途径。他“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慧皎《高僧传·唱导篇》) 齐梁时，佛教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永明七年(公元489)，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于一处，专门创作研讨佛教音乐。参加者有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僧辩等。其中僧辩被称为“独步齐初”的佛乐家，他所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这次集会，对以哀婉”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风格的确立，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且“素精乐律”，他曾利用裁定梁朝雅乐的机会亲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隋书·音乐志》)他所亲定的含有大量佛教内容的梁朝雅乐，在隋代，曾被视为“华夏正声”，并“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制定隋乐，给中国后世的清商乐和官廷音乐以深远的影响。他还创设“无遮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忏”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梁武帝佛曲的清乐化，是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的标志。 唐代，佛曲大盛，俗讲风行，朝廷耽于佛曲，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无论寺院、宫廷、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寺院内，净土宗的流行为佛曲的传播与宗教活动中音乐的大量使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初唐善导，传净土法门，倡专心念佛，曾著《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流传至今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晚唐少康，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老百姓所熟悉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宫廷，来自西域佛国的音乐，成了当时上层人士的“流行音乐”。在隋七部乐、九部乐及唐九部乐、十部乐中，都有大量佛曲。佛教音乐与燕乐大曲中龟兹乐、天竺乐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隋书·音乐志》《羯鼓录》、《唐会要》、陈暘《乐书》中，均载有大量唐代佛曲名。由梁乐演化而成的“法曲”，经隋至唐，成为宫廷音乐中极富特色的部分。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唐玄宗李隆基命刻石太常，改诸佛曲调名为有道教意味的汉名，如《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等。此举虽是唐玄宗抑佛扬道的一个政治行动，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