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忠”观念的演进.pdf

春秋戰國時期“忠”觀念的演進 ——以儒家文獻爲主綫兼論忠孝、忠信與忠恕觀念 丁四新 一、春秋時期的“忠”觀念：《左傳》、《國語》、《論語》 ① 《左傳》本爲史書，不過既然是爲孔子所編述之《春秋》經作傳，且其作者又相傳與孔子彼此尊尚，則該書在 編寫之初已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痕，這是可以肯定的。《國語》一書，據各國舊史集成，與《左傳》的材料、觀點互 爲補充和印證。《左》、《國》在完成其作爲“歷史的”史料價值的主要目標的同時，也達成了與某些儒家觀念，特別 是《論語》所反映的孔門師徒的觀念的一致性。 《左傳》、《國語》“忠”的觀念，是在當時天下紛爭和邦國内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的政治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其目 標自然首先指向保衛“邦國”（“社稷”）、“人民”的安全，其次纔是處理君臣、上下關係的利益問題。對於貴族而言， 不管是其對於社稷的盡忠，還是臣下對於主上的忠誠，都特別強調關係化的政治身份認同的一面。《左傳》言“忠”， 在反復宣揚“事君盡忠”的觀念，將“忠”看作臣德之一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將所忠的對象指向一國的君主。從 這個意義上而言，春秋時代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忠君”的觀念。但是此“忠君”的觀念由於是通過臣下忠於“君事”、 “君命”之活動來踐行的，因此“忠”主要落實在臣下對於“君事”、“君命”的關注與考慮上面。從保存社稷和家 國的目的性而言，這裡就容許臣下對於這些“事”“命”是否合理、合法展開必要的反省。實際上，臣對於“民”之 忠，也即是對整個貴族共同體的忠誠纔是第一位的。當君與民、邦國或者社稷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忠最終指向 了後者：從政治化的倫理角色而言，臣下應當忠誠於君上；但是從君臣關係賴以存在基礎及其服務的目的來看，則 君主的地位無疑低於邦國、社稷和人民。或者說，君主只是保護宗族利益和邦國強盛的一個必要手段。因此，《左傳》、 《國語》都強調了君主對於國家、社稷、人民的忠誠問題。與此密切關聯的是，在霸道橫行和國際關係十分複雜的 春秋時代，邦國的整體利益得到突出的強調，私家與邦國之間的權利鬥爭必須嚴格地限定在一個必要的範圍之内， 否則可能危及邦國的整體安全，乃至遭受滅亡命運。於是，《左傳》提出了“以私害公，非忠也”及“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忠也”的主張，認爲“忠”與“公”在價值上具有同一性。可以看出，春秋時代正是形成“國家至上”觀 ② 念的時代，而“忠於國家”，乃至“忠於公家”的觀念， 無論對於當時的封建制社會還是此後的君主專制社會，都 有至爲根本、深遠的影響。 ①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是一個證明。 當然，有的學者認爲此左丘明非彼左丘明，甚至連左丘明為《左傳》之作者的傳統説法也加以徹底否認。而《左傳》多引“仲尼曰”、 “孔子曰”評論事義、是非，於時人中足見作者最爲推重孔子。 ② “邦國”與“公家”概念是有區別的：“公家”相對於“私家”而言，從正常秩序來看，“公家”當統率“私家”；而“邦國”則包括 “公家”與“私家”等集團構成的權、利共同體。從常態而言，忠於公家也就是忠於邦國，這是此後攫取國家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或集團 （家天下或私天下者）所一直樂意宣揚的；在非常時期，“革命”的合理性則將此種政治忠誠觀徹底打碎和抛棄。 1 ① 《國語》與《左傳》一樣，反復申述了“忠於職守”的觀點，並且君對民，或上對下之“忠”觀念得到了更爲 有力的強調。而這種忠於邦國的觀念，也因此給臣民和君主的身份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此 種忠誠觀雖然對於此後（特別是漢代以後）的儒家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給予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從根本而言，主要是 對於國家意識的一種直接反映，而著重代表了統治集團的利益。以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則大體上屬於天下主義， 而超越了狹隘的國族主義觀念。 《左傳》、《國語》言“忠”，亦注重從德性和内在的方面加以論説。尤其是後者，不但説明了“忠”與該字從“心”、 從“中”的深入關係，實現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