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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建筑学固有的伦理维度 曹洋 筑伦 伦理内涵贯穿了整个西方建筑发展史。 在建筑学获得现代认可之前，建筑一直被置于宗教、艺术或者技 艺的门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建筑一直是外在的和边缘的，即便是在 康德那里，建筑也因为无法摆脱“功利”的束缚，而处于主要艺术门类之 外。当时的建筑并不具有独立的话语权，建筑的言述与社会的价值主流 相一致，建筑的伦理问题则往往隐藏于宗教和神学的伦理问题之中。 早在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便建议在帝国全境内修建奥古斯都式 的建筑，来为古罗马帝国的权威和政治需要作论证。他在《建筑十书》 强调了建筑对于建筑公共秩序和体现社会福祉的重要性[1] 。罗马建筑师 菲拉雷特（Filarete）则将宗教和神话的伦理特征附加到了建筑之上。 他设计的“恶习与美德之屋” （Houseof Vice and Virtue）更像是一个教 化的寓言：一个圆形的建筑，顶端设立了象征美德的纪念性雕塑，建筑 内部空间的划分对应与不同的教育内容，内部流线上有7 个房间必须穿 过，以让穿过者学习7 门基础的课程，7 层楼分别对应着4 种最重要的 和3 种神学方面的美德，同时也对应着7 种十恶不赦的罪恶[2] 。 将伦理作为建筑批判的武器始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驱们。宗 教理性主义者普金（Pugin）[3]抨击了古典主义建筑中普遍存在的“谎言” 和“欺骗”，他毕生都在追寻将宗教的“真诚”与建筑的“真诚”相结合的途径。 普金将建筑定格为一种精神的表达，他将这种精神与宗教和民族主义联 系在一起，试图通过理性主义和宗教伦理的混合来论证哥特复兴的合理 性。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4]延续了普金的思想，犀利地指出“文 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卑鄙的”，因为它“自命不凡、充斥着欺骗”[5] 。罗斯 金希望以中世纪的和谐来作为未来建筑的核心，其思想根源是法国的启 蒙主义伦理关怀和社会学，他强调设计为大众服务：“以往的美术都被 贵族的利己主义所控制，其范围从来没有扩大过，从来不去使群众得到 快乐，去有利于他们。”[6] 自20 世纪20 年代起，现代主义开始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现代主义与生俱来的民主、理性、务实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让其在战后经 济恢复进程中体现出的强大的适应性和激进的时代精神。现代建筑的产 生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部分建筑师希望通过建筑改造社会的理想，其 内容是民主的、社会的、大众的、批量生产的、造价低廉的、现代技术 的。现代主义的先锋们提出必须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引入社会主义的成 分，建筑应该考虑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住房问题，而不仅仅是建筑风格 问题，城市规划设计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家的尊严、雄伟的建筑和宽阔的 林荫道，还要考虑贫民阶层的社会矛盾。例如，柯布西耶关注建筑师的 社会责任，他高度赞扬理性主义和标准化的机械生产，试图以此来打破 旧有的追求形式和风格的创作态度，并寻求以建筑的手段创立新的社会 秩序。赖特的伦理思想基于特立独行不拘常规的个性，他提倡与自然融 为一体的有机建筑，以此来反对强势和集权对建筑形态的把持[7] 。 马赛公寓，柯布西耶 随着现代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化，现代主义者的建筑价值观却逐 渐回到了原初的对立面上：从反对古典主义风格至上回到了对新风格的 追捧，从反对个人品味到建筑师个体精英意识的全面恢复，从“时代精 神”的多元阐释到以单一的理性主义来涵括时代精神，从面相底层大众 的救赎情怀到与权利合谋的上层控制。这一系列的价值两极为后现代主 义者的反叛埋下了伏笔。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的一度衰落实质是其输 出的价值倾向与彼时社会伦理价值发展的不同步，国际主义的商业信条 已经逐渐与强调文化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呼声格格不入。同样的，之所以 现代主义可以经受洗礼至今长久不衰，也正是因为其理性、求真、民主 的核心精神仍然迎合了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物质环境的改善、商业主义的猖獗逐渐剥离了现代主义的社会理 想，现代主义者昔日雄心勃勃的伦理追求也随之黯然失色。后现代主义 者开始从审美和人文角度质疑现代主义的冰冷信条，现代主义逐渐被 “多元”、“复杂”、“文脉”、“历史”、“文化”等声音淹没，建筑的道德议题 被搁置甚至剔除。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现代建筑的七 根支柱》（The Seven Crutch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中对现代主 义的标准提出普遍质疑，并希望回归纯粹的形式创造原则，他认为历史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