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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413 后　　记 从事佛教艺术研究过程中，佛衣样式的多变性问题长期让我感到困惑。 当这些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规模性和地域性时，我意识到，在佛像相 似的外表之下，着衣细节的变化是不能忽略的造像特征，其中蕴含着重要的 学术价值。当我们对佛像服饰的种类、构造、披着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尚不能清晰解释时，很难从根本上把握佛衣的发展脉络及佛像的风格演变。 佛像服饰实际已成为佛教造像艺术史研究重要的基础性课题。 有关佛像服饰的研究，较早有长广敏雄《佛像的服制》（1949年）、小 杉一雄《裳悬座考》（1949年）、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 化》（1963年）等，对佛像服饰予以宏观认识。之后，又有逸见梅荣《佛像 的形式》（1970年）、冈田健、石松日奈子《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如来像着衣 研究》（1993年）等更为细致的围绕佛衣披着方式以及衣饰名称的研究。经 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汉地佛像中一些稳定的、具有程式化的着衣模式，被 赋予了“样式”的称谓。虽然还存在样式表述上的差异，却为后人进一步深 入研究作了铺垫，这也是本专题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 21世纪以来，学者们依据佛教律典及文献对服饰的规制，重新审视佛 像的衣着样式和名称，将佛像服饰研究引入了新的阶段，突出体现于沙门 服饰对佛像衣着的深刻影响。吉村怜相继发表了数篇对传统认识具有颠覆 意义的文章，如《关于佛像的衣着“僧祇支”和“偏衫”》（2002年）、 《古代比丘像的衣着及其名称》（2003年）、《古代佛、菩萨像的衣服及其 414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 名称》（2005年），并分别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2004年龙门及2005年云冈国 际学术研讨会，其观点在国内产生反响并引发佛像服饰研究的热潮。马世 长《汉式佛像袈裟琐议》（2005年）同样立足佛教经典，对印度佛教造像及 中国佛像由东晋至唐所出现的各式佛像袈裟予以论述，并对某些佛衣名称 的产生提出疑问，表明了对佛衣样式这一佛教艺术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的必要性。 由于佛像服饰在佛教艺术研究中不可避及，2002年，我发表了第一 篇有关佛像服饰的论文《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敦煌研究》 2002年第2期）。2005年，参加在敦煌举办的“中国服饰史研究与敦煌学论 坛”，提交论文《论“褒衣博带”佛衣》。同年，参加“2005云冈国际学术 研讨会”，吉村怜先生的两篇服饰论文给我很大启发，促使我着手全面、 系统地研究佛像服饰这一课题。研究期间得到林树中、阮荣春诸先生的悉 心指教。2008年，我以《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为题申请到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同时得到南京艺术学院的大力支持，2011年完成结 项。在此，要感谢为课题结项付出心力的鉴定专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车 广锦教授、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北京大学李凇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郑 巨欣教授、清华大学李静杰教授，百忙之中他们提出诸多专业性指导建议 和修改意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将本书稿寄与吉村怜先生题序期间，日本突发 “3·11”大地震，吉村先生的住所受到波及，先生已耄耋之年，从电梯间 被剧烈地摇晃抛出，以至腰背受伤，家中电视、书籍等散落满地。值此险 境，先生仍为我的书稿作了诸多批注，并赐写序言。其坚毅不拔、临危不动 的治学精神和对后学的关怀之情，实令我感佩之至。 南京博物院老院长梁白泉先生，是我读博士期间的考古学老师，对我 的专业发展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先生往往从细微的事例及文化现象出发， 却又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历四稿十余页手写纸，其中 蕴藉着先生长期思考的佛教文化问题，也凝结着许多智慧和闪光之处。先生 亦已八十有余，笔耕不怠，思维活跃。我时常去拜访求教，与他的多次交谈 中，能感受到梁老师的率直，仁慈护法之心切切。 此著得以出版，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本书选入《国 后　　记　415 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资助出版。感谢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副会 长、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的关心和鼎力支持，以及中华书局尹涛主任、 高天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劳与细致的工作。在此表示我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