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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人民币无需过分看重特别提款权(SDR)一这种人为构建的“纸黄金”几乎专门用于国家官方外汇储备，企业间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几乎不采用这一工具；但一国货币是否被纳入其“货币篮子”之中，却是衡量该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一种非正式却权威的标志。那么，正在努力国际化的人民币是否应该纳入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之中呢? 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在不久前的二十国集团(G20)南京会议上更是争得火热。许多中国学者、一些海外学者和政界、经济界人士对此持赞成意见，美国财长盖特纳、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俄罗斯财长库德林、法国财长拉加德等人则强烈异议，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盖特纳将其概括为三点：货币自由兑换、独立的央行、资本自由流动。然而，这三项先决条件果真是加入特别提款权不可或缺的前提吗?纵观历史经验，答案是一否!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完全由可自由兑换货币组成固然是最理想状态，因为此时特别提款权流动性最大；但假如这种构成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经济实力的分布格局，那么这种“流动性”就只不过是有限市场上的流动性，算不上是真正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对于一种国际货币自身而言，准确代表全球市场和经济实力布局与株守有限市场上的流动性，孰重孰轻，明智者不难判断。 事实上，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曾长期充斥着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因为创设特别提款权是美国代表福勒(H.Fowler)在196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的，方案是i969年达成的，最初的货币篮子包括1972年之前五年中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1％以上的所有成员国货币，1978年7月日起改为1972～1978年间在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的16个成员国货币，1981年初缩小到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前五大出口国的货币：美元、西德马克、日元、法国法郎、英镑；但从1930年代大危机起，资本管制就已经成为常态，二战之后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也并未立竿见影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这些国家分别是何时开放资本项目的呢?日本，1980年；联邦德国，1981年；法国，1989年；美国，1974年；意大利，199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既然有如此众多之先例，奈何今天就要以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为门槛把人民币拒之特别提款权门外?无怪乎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玉木林太郎、欧元之父罗伯特化门槛不以为然。 就目前而言，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对美英金融资本是最大利益所在，却是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软肋，中国不可能接受现在开放资本自由流动。 至于央行独立性有什么关键意义，历史不能证明这一点，即使美国自己的历史也不例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中，笔者论述了这个问题。第二美国银行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建立的类似现代中央银行的机构，自1823年起，尼古拉斯银行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由于比德尔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发生激烈政治冲突后不但没有主动辞职，反而支持亨利1913年方才建立，在罗斯福新政年代才逐渐取得较大权力，1951年与财政部的协议才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政治教训表明，中央银行的领导者一定要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政治现实和时代的基调。如果与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可能会损害中央银行的机构独立性和力量。而且，虽然货币政策是“独立”制定的，但中央银行运作于一个存在总统、国会、以及未来选举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之中，预算安排、支出水平、税收负担和赤字都对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状况和利率施加着重大影响，不是行政部门被动接受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常常要依据行政部门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休想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相反，他们还需要仰仗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倘若我们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真正掌管世界事务的政客们有意制造的一个幻象而已，因为这样一来，当经济形势不佳时，他们可以方便地归咎于中央银行家们而不是自己决策失误。 人民币应该国际化，我们也在力推其国际化，从经常项目交易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到资本金融项目交易中境外市场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股票的走红，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的货币，而且早已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人民币也早该纳入特别提款权，这才能体现当前国际经济现实，但加入特别提款权不能妨碍中国自己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步伐。 从奥巴马高规格接待胡主席访美和通过的联合公报，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先决条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表现表明他们一方面想承认中国崛起现实，另一方面又想把中国崛起约束在他们自己轨道上的矛盾心态。我们不必强求他们马上摆正心态，我们可以不急于加入，不必鹜虚名而招实祸。毕竟，特别提款权虽然可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