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doc

再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邓智毅：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再封闭．在既定体制下进行改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结合国情，发挥中外资两种体制的作用，扬长避短是正确的选择。 当前有关中国银行业的热点、焦点有许多，在我看来，归根到底还是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要一句话讲清楚不容易，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细化成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关起门来自己能不能改好?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对持赞成观点的人来说，最有利的例子就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但它的绩效各方面都很好。这没有错，但是个案或者特例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情况。回过头来看看国有银行的改革就知道了，1998年国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后，又剥离了四家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结果这个数目的不良资产在剥离了不到四年后又回来了，有人说国有商业银行是不良资产的“垃圾制造机”，这个比喻不一定准确，但说明了旧体制的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我们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加以根本改变，国有银行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怎么改，以我个人的判断，如果不借助外力，纯粹关起门来自己改已经不现实，因为，我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是国家做出的战略选择。所以，银行业的问题还得在开放之中来解决，关起门来改已不可能。 第二，引进外资能不能把中国银行业改好?这个答案也是不确定的，但与关起门来改革相比至少存在着改好的可能性。中国的金融环境确实有待完善，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等一切外部条件具备了再进行银行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知道，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的设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套体系，核心是对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形成三权分立，三会分设、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机制。但我们国家除了“三会”外，还有一个党委会。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还在坚持，但党委同样要受到约束，在经营管理问题上党委已不再干预高管层，只要正确处理好了关系，就有利于增强各会之间的团结。引入外资恰好能够帮助在旧体制和新机制之间实现平衡，避免出现党委包办一切，董事会行同虚设的状况，因此也就存在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怎样在现有的体制下，发挥好外资的作用?这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专门制定了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引，明确“四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党委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断逼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当然，对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仍由国家保留任命权，但对中层以下的干部都采取了市场化任免的办法，取消了大部分干部的行政级别，这跟过去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只要不断地朝一个好的方向努力，体制机制不断得到好的改进，经营绩效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改革就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就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为什么当前全社会对于我们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存在那么多质疑? 这一方面说明全社会都很关心银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说明有关宣传工作还需加强。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目前，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比较多，就与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关系。其实在银监会出台的《公司治理改革指引》中就对国有银行改革制定了十个方面的措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一系列改革内容。针对改革的目标，银监会还制定了三大类七项指标，根据世界排名前100家大银行的平均水平，都有定量考核指标。国家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银行业改革还是采取非常审慎、非常认真的态度，至少出发点都是好的。 当然，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空前的改革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有及时的纠错机制，加强领导，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把好事做好。 苟文均：对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需要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否则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近，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商业周刊》分别以“一场银行业的豪赌”、“下注中国的银行”为题，就外资人股中国商业银行发表了评论，其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国有银行存在很大的问题，投资中国银行业是一场“超级赌博”。与这个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被贱卖了，甚至也有一些人认为目前银行业引资的作法会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目标看，境外战略投资者目前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或者说不能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处理好这个问题，这种舆论氛围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第一，经过财务重组和设立股份公司，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了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