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改革先行者齐逢昌再探索.doc

农信改革先行者齐逢昌再探索2007年11月16日，中国银监会批复成立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滨海银行）。这家以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为大股东和主要发起人的银行，成为在滨海新区注册的第一家现代股份制银行，这不仅为滨海新区金融试点注入了活力，更为农村金融改革探索了一条新路。为此，我们采访了这一改革的策划人和主导者，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齐逢昌，并在天津展开了调研。 改革递进 2000年，齐逢昌出任当时的天津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其后提出了“抓小放大”的经营理念，并明确了“立足社区、面向农户”的市场定位，首创了“信用共同体”，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系统党委，加强了市信用联社协调职能，率先建立全系统的清算体系并加强了全系统的电子化建设，这些举措都堪称引领了农村金融行业经营和改革的潮流。2005年，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单位之一的天津农信社开始了以产权为基础的改革，并于同年6月成立了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天津农信社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采取将农信社一步到位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方式，而是选择了合作银行这种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方式。对于这种选择，齐逢昌的解释是由当时天津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条件决定的。此后，齐逢昌不断地思考着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未来。一年之后，齐逢昌敏锐地抓住了天津滨海新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机会，大胆设想在滨海新区成立一家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精心的构思和细致的工作，改造了滨海新区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将两家农村合作银行和一家信用社合并成立一家新的银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这家银行的成立意味着天津农村金融的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事实上，经过第一轮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明显改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改革成效显著。然而农信社体系目前的改革和发展速度仍然赶不上其他金融机构，如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等。更重要的是，第一轮改革并未解决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合作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法人治理结构的短板最终必将阻碍农村信用社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会”制度没有具体落实，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两层皮”，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经营者为上级负责，而不是为资本负责。因此，摆在农村金融监管者、从业者和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第二轮改革，解决这些阻碍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求得机遇 谈到天津农村金融进一步改革的背景，天津农合行董事长齐逢昌说道：“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给了农信人探索改革的任务，而天时、地利、人和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 天津农村金融机构经过第一轮改革，虽然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但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如没有完全甩掉历史包袱，资本充足率不高，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等。天津农合行作为具有管理本地农村金融职能的银行，有责任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齐逢昌介绍说,新的银行不仅要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要实现中国银监会提出的5～8年内东部合作金融机构建成现代化银行的任务。实现上述目标仅仅依靠自身的发展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再可能给予一家农村金融机构这么久的调整期。由于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布局分散，拿不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展开有效竞争，如何摆脱这一局面，实现跨越式、赶超式的发展，就成了天津农合行必须思考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幸运的是，天津农合行的改革探索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部环境。被问及何为“天时、地利”，齐逢昌认为，中央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国银监会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鼓励精神，给了农村金融改革“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特别是“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让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拥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地域优势。 2006年12月12日，为支持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而拉开了本轮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探索高潮的大幕。天津银监局在此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当地农村各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本地涉农金融机构的进一步改革，在政策方面引导、支持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探索。“宽松的政策环境及银监会和天津市政府、银监局的支持，给了我们勇气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天津农合行的一位管理人员高兴地说。 “天时”为整个农村金融行业所共享，而“地利”则只能为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所独占了。天津滨海新区地理位置优越，雄踞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2006年生产总值达1960.49亿元，比2005年增长20.8%，对天津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4%，目前正步入一个新的上升期。 更为激动人心的是，国务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