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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经济发展影响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经济发展影响实证分析摘要:本文分析了1993-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苏州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的相互作用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对苏州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分析了FDI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净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FDI;经济发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17-05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2007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1132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对于一个人口近700万的地级市而言,苏州的经济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外国资本的进入。本文将使用实证分析方法,针对苏州利用外资的现状,以及外资对苏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实证的学术评价。
一、文献回顾
Stelan(1992)经过实证分析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禀赋不占优势的国家(地区)或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要素的引进和聚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1]Caves(1974)[2]对澳大利亚、Globerman(1979)[3]对加拿大、Blomstrom等(1983)[4]对墨西哥的研究均发现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具有推动作用。Reis(200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FDI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FDI通过创造性投资降低了东道国的创新成本,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FDI同时产生了使东道国自身投资者的投资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其自身投资者不再进行未来投资的“创造性破坏效应”,FDI对东道国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5]Gupta和Islam(197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6]Gantwell(1989)对欧洲国家、Haddad等(1991)对摩洛哥制造业以及Aitken等(1991、1992)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则发现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7]
国内学者关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比较多。东朝晖、靳向兰(1998)运用1979-1997年间的样本,在总量基础上用回归方法计算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积极的,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正向影响。[8]沈坤荣(1999)利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对1979-199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9]任永菊、张岩贵(2003)以阿尔佛罗模型为基础,对我国金融市场如何影响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综合性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的FDI净效应为正,说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起了一种推动作用。[10]江锦凡(2004)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并就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形成机制作出了合理解释。[11]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中,有两点不足。一是使用的模型较为简单,大多采用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即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一般得出较好的拟合结果,采用这种简单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可能存在模型设定错误而导致“伪回归”。二是采用的数据资料一般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是1990年以前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1%,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比较弱,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我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很不完善。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之间在吸引FDI和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本文以苏州为研究对象,结合1993年到2007年的有关数据,应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就改革开放以来FDI与苏州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相应的短期偏离调整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1993年至2007年,以苏州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量FDI流入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INCOME)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苏州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对苏州市1993-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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