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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制度缺陷及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摘 要：近年来，与银行道德风险有关的金融案件频发，警示我们对银行道德风险的关注。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是其脆弱性产生的根源，而我国商业有银行是一种体制性脆弱，是由既有的制度缺陷决定的。制度安排不同，道德风险程度就不同，因此，从制度缺陷角度分析我国商业有银行道德风险，探究其成因，寻求化解之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6-0022-06 一、制度的功能与银行道德风险 诺思(North，1963)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1]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一种公共品，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有效的制度能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有效的制度能解决市场经济中激励和约束这两大基本问题。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发展实质上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但由于制度不同，产出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转轨国家缺资金，但更缺制度，大都存在有效制度供给不足。[2]其实，资金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有效制度缺乏是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源。转轨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许多旧的准制度即使没有正式作废，在实际金融工作中已失去了效力，有的甚至阻碍了金融的发展，如以前制订的一些银行规章制度，与WTO的要求不相适应，有的甚至与WTO的规则相抵触。同时，新的制度合约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名义上建立了但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制度合约真空，银行道德风险问题更突出。 金融交易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产权交换，所以交易成本是金融发展的障碍。在不确定条件下，市场参与者依赖对合约的信任。注重声誉的金融机构愿意吸收合约的剩余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投资者愿意对其付出一个确定性的升水。这样的金融机构将享有良性的规模效应。[3]利用制度安排合约关系降低不确定性，可以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从制度角度来分析我国转轨时期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就更有其重要意义。 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瓶颈使转轨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制度并非是万能的，但是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最缺乏的是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的制度。由于制度缺位，导致代理人行为偏离了委托人的目标，从而产生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缺位导致的委托―代理关系扭曲。[4] 二、商业银行制度演进与其道德风险问题的形成 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功在于居民收入水平得到相当大的提高，而我国金融体系使得居民的货币化收入几乎全部都存入银行。这部分相当可观的银行存款就是过渡经济学文献中所提及的“金融剩余”。[5]金融剩余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需求。而我国金融体制的计划性和集中性又使得这部分资金能够依据政府的意图用于满足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制度特征进一步赋予了国有企业资金需求被满足所需的充分条件。正是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的急剧货币化以及商业银行的制度特征这三个因素使得我国经济能够抵挡住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带来的压力而继续增长。进一步说，在1978-1981年之间，如果没有金融制度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支持，再加上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中央财政实力有所下降，我国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但低效脆弱金融制度正是中国经济改革所付出的成本。[6]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产生于政府依靠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安排，是行政政策的畸形产物。这是一个典型的自发的制度演进和有意的制度模仿之间关系的案例。有意的制度模仿虽然一时能够和该国的经济体制相融合，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演进所需的客观经济环境，模仿的潜力终究会殆尽。[7]一旦模仿的潜力殆尽，就必须对制度演进所需的客观经济环境进行改革，否则商业银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我国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涉及政府、企业等多种复杂的利益层次，商业银行合约化改革能否成功推进取决于相关利益各方的公共选择结果(即“一致同意”与否)，但事实上，其改革无法实现“一致同意”。要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必须改革其经营体制。然而，由于其并不单单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而是一个多方的利益关系的综合体，每一步市场合约化取向改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带来损失，甚至于不排除给商业银行自身的某些眼前利益也带来损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