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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我国巨灾损失严重由来已久 巨灾风险主要是指海啸、地震、台风、洪水、雪灾、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一定地域范围内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巨大风险，恐怖主义、卫星发射失败、核电站事故乃至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等也成为巨灾风险的风险源。我国历来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较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20世纪全世界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个发生在中国。近十年来,我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民政部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每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人民币500亿～600亿元之间，每天都会因此损失1亿多元人民币。今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500多亿元，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与严峻的灾害形势相比，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特别是利用保险手段分散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像此次雪灾保险赔偿占比尚不足直接损失的1.1％，反观发达国家保险赔款可达60％～70％。巨灾保险制度再次引起社会及业内的关注与热盼。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建立健全巨灾保险体系，有效提升保险在国家灾害救助体系中的地位，是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工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我国巨灾保险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巨灾保险保障体系。由于受到经营管理、产品技术设计开发以及偿付能力限制等因素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呈现出产品少、保障面窄、保障程度低、发展尚不充分等特点，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保险几乎是一片空白。商业保险公司（主要指财险公司）提供的各类险种中并没有专门针对自然灾害损失设立的险种，只是在部分险种，如企业财产综合险、家财综合险、机动车辆险等中对于由于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失进行赔付，其余险种则将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作为免赔责任。因此，巨灾之后能够得到保险赔付的损失微乎其微。据有关资料表明，当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经济损失时，相应的保险赔款仅为灾害损失的5％，远低于36％的全球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大灾之后损失的恢复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和民间捐助，国家财政承担了绝大部分补偿责任，使得国家财政作为“最终保险人”不堪重负，商业保险在管理巨灾风险方面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 我国巨灾保险发展迟缓的原因 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缺失。巨灾风险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是风险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灾害多发国家和地区，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制度模式。以美国的洪灾保险制度为例，最早美国洪水巨灾后的恢复手段主要是联邦救济，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巨灾保险存在可负担性和可供性的矛盾，需要政府介入建立保险制度，然后从立法着手，由政府运作，依靠私营保险公司，通过商业手段逐步建立发展起来。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前提是实现政府在风险承担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只有政府明确其作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位置，通过规则和制度约束有条件的社会个体成为风险的第一承担者，支持保险业成为帮助社会个体转移或分散风险的平台。巨灾保险建设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必须为巨灾保险建设提供一套明确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巨灾保障仍停留在政府救济层面，国家财政是最终的“兜底”人，巨灾保险方面的法律制度严重缺位。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对于很多有关巨灾保险的基本问题缺乏起码的制度界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自20多年前我国保险业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就“试水”了巨灾保险业务――主要是地震保险。但国家保险产业政策对于巨灾保险(主要是财产巨灾保险)一般实行禁止承保或有限度扩展责任的承保政策，没有适用于地震保险等巨灾保险的独立条款和费率。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再加之地震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保险公司对地震保险一直采取“谨慎”的承保策略，巨灾保险业整体上处于滞阻状态。 巨灾保险产品研究与开发滞后。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我国保险公司除地震保险外尚未有其他巨灾保险品种。巨灾属于小概率事件，同传统保险依赖的大数定律相矛盾。以车险为例，其风险分摊主要依靠在当年投保范围内的横向积累，而巨灾保险风险分摊则需要历经多年的纵向积累，因此与其他业务相比，巨灾保险业务面临的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巨灾在我国主要是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对于自然灾害风险的科学评估，是分析保险市场巨灾风险累积状况的基础，也是研究开发巨灾保险品种的关键。但目前我国巨灾保险研究滞后，基础也比较薄弱，尚未建立起自然灾害损失数据库以及自然灾害风险分析模型，严重制约了巨灾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国内保险公司对于巨灾保险也缺乏较为精确的评估手段和详尽的统计资料，再加上精算技术的难度，使得众多保险公司不敢涉足巨灾保险市场。 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不够。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巨灾保险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但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