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当前金融犯罪刑事政策.docVIP

浅议我国当前金融犯罪刑事政策摘要：本文重点探讨了当前我国金融违法行为犯罪化趋势及其影响，并重点通过对刑法修正案的分析，解析了金融刑事立法政策的谦抑性和前瞻性，研究了价值观念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后，本文提出遏制金融犯罪应当强调实行社会预防，加强金融法制体系建设，以综合治理的刑事预防政策展开金融犯罪防治工作。 关键词：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6－００66－０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6.17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金融领域已成为非法金融机构和不法分子从事金融犯罪的重点区域，犯罪态势越发严峻，新型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融资领域的金融犯罪愈演愈烈①。2011年年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集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界人士，举行金融审判情况通报会，并发布了2010年度金融审判系列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前金融秩序不容乐观，2010年上海市金融犯罪案较2009年增长30%②。因此，针对当前形势，从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角度，对防治金融犯罪提出富有实效的政策意见，就显得尤为必要。 对刑事政策的理解主要有古典刑事政策和现代刑事政策两种。前者被统摄于刑法学固有框架之下，仅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提供一套策略和技巧。而后者则强调综合运用刑法学以外多学科力量来探讨遏制犯罪的方法。“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尤其是现代刑事科学的发展，预防犯罪必须将传统的刑罚惩罚政策与现代社会政策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在关注刑罚问题的同时，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③本文也倾向于现代刑事政策的概念表述，并认为刑事政策主要应当是人们对待和处理犯罪的基本理念、取向和态度，是一系列涵盖从价值观念层面到技术操作层面的犯罪控制与预防的战略方针和措施手段。 一、刑事立法政策―――谦抑性与前瞻性并重 （一）金融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实证：以《刑法修正案》为样本 从新刑法修订至今，立法机关已出台八个《刑法修正案》，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经济领域犯罪的立法完善。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刑法修正案》，在原刑法规定的证券犯罪的基础上，增加了期货犯罪。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刑法修正案（三）》，扩大了洗钱罪的对象范围。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刑法修正案（五）》，设置妨害信用卡管理罪。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刑法修正案（六）》，其中共有7个条文涉及金融犯罪立法。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刑法修正案（七）》，并修改了刑法第180条。在立法资源的大量倾入下，金融犯罪领域新罪名不断出现①。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所谓犯罪化（criminalization）是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法规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②。”目前，犯罪化可以说是很多我国金融违法行为的主要归宿。 从刑罚方面看，关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原刑法只规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六）》已将其提高到“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洗钱罪中原刑法规定的单位洗钱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刑法修正案（三）》将其修正为“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我国金融犯罪中配置有死刑，且并不限于个别罪名。除保留死刑、无期徒刑罪名外，我国金融刑法中有期自由刑与国外及其他地区的刑法相比，其基准幅度也较高，存在重刑化的倾向③。 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大致上是每修改一次，犯罪圈就扩大一次，刑罚就加重一次。有关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修正体现了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政策：“对既有金融犯罪扩大其犯罪外延，造成金融犯罪圈的肥大；对既有金融犯罪的法定刑进行修正，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增设新的罪名，以打击新兴金融犯罪。”④这种犯罪圈的逐步扩大，总体上是回应了我国金融犯罪形势发展态势，是维护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和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所需要。但是，这也表明了我国立法上重刑观念仍占据统治地位。立法者为了遏制高发的金融犯罪而持续加大立法投入，然而不断增长的金融犯罪数量似乎说明这种重刑观念下的立法努力效果甚微。在理论界，这种重刑作风也常受到一些学者诟病：“如变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骗购外汇罪等九个罪的罪刑关系明显失衡，即配刑明显偏重[1]。“这种机械入罪的结果，使犯罪圈划定得过宽，刑法泛化，刑罚触角延伸过长，必然导致德国刑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