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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主持人往年趣事一、阎崇年：白捡“文革”十年光阴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就把《袁崇焕传》拿了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二、王立群：与大学失之交臂 在百家讲坛主讲人中，王立群是唯一一位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教师。 这样的教育经历，大概可以申请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王立群还是教过中小学除体育课外所有课程包括音乐课的教师。 王立群初中时用一半时间做“农民工”。高中一年级，休学一年，代父尽孝，回到山东故乡照顾祖父，做了一年农民，躬下身子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十六岁的少年，深夜扛着“三八大盖”步枪，揣着从来不上膛的一粒子弹护秋…… 这些经历越发让王立群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回到学校，他就急切地扑进知识的海洋，争分夺秒地学，头悬梁锥刺骨地学。 1965年，王立群高中毕业考试，几门理科主课：平面解析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俄语，全部100分。 接下来就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人生最重要的关口：高考。 爷爷的家庭成分又对孙子的前途起决定性作用！ 他高考发挥正常，根据教师测算，他的考分名列前茅。即便清华大学在河南招一名建筑系学生，也应该是他。 高考发榜了。 他报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全部发榜了，王立群没接到任何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 王立群放弃了“复读”，到一家国营企业大厂应聘教师，被分配到厂里的小学教书。 王立群在小学教了七年书，从一年级开始，他教语文、数学、珠算、大字、自然。他曾在接到学校的任务后，一周内学会拉手风琴，教音乐。 一个随时可能被解聘的合同工，只能领导指到哪儿，自己打到哪儿，需要教什么课，就备什么课。原本不熟悉的，尽量、尽快熟悉。原本不会的，抓紧立即学会。 1977年恢复高考，王立群想实现大学梦，却被一条规定卡住了：年过三十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1967、1968年毕业、因为“文革”失去高考机会的高中生。王立群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落榜生。 王立群眼睁睁看着机会来了，又眼睁睁看着机会走了。 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除了已经取得大学毕业文凭者外，同等学历可以报考。所谓“同等学历”是什么？就是虽然没念过大学，但是通过自学掌握了大学所授知识的人。说穿了，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同等学历考生不过比有大学文凭的考生加试两门基础课而已！对同等学历者网开一面，是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给很多有志于进入高等学府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 1979年王立群考上开封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研究生。 三、毛佩琦：大学毕业后种了四年地 毛佩琦是我们习惯称的所谓“老五届”，也就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他那个年级，人们习惯称“大三”，也就是说，他们读大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佩琦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济南军区装甲部队坦克二师军垦农场。种了四年地后，再分配到山东茌平县做群众文化工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的《青春之歌》，居然跟大作曲家瞿希贤的《蓝眼睛之歌》一起，成为团中央备选的团歌。 因为在音乐界有了些名气，历史系毕业生毛佩琦在1974年再次被分配到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作曲理论。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毛佩琦决定报考母校历史系研究生。他考研究生的主要目的，因为妻子在北京，他在外地，分居十年了。只有考上研究生才有回到北京的可能。 而离开他喜爱的音乐重操历史旧业，又颇有些舍不得。 毛佩琦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入学通知，大哭一场。 毛佩琦与音乐挥泪告别，重新踏进历史殿堂。 四、纪连海：农民的儿子愣是进了大学 纪连海的父母没文化，但智商不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不少农民兄弟，即便一个大字不识，也有良好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