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内生农村金融及垂直合作安排.docVIP

谈内生农村金融及垂直合作安排虽然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各种针对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方案，也相继经过论证甚至得到全国性推广，但是，农村融资难题似乎一直处于无解状态。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走出供求之争、机构之争、产权之争、体制之争的讨论，去从农村的内生制度上，考虑合适的农村金融安排。 解除农村金融供给约束的政策变迁 在供给约束为主已成为隐含前提的条件下，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改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突破供给约束上。这可以从政策变化和学界讨论两个层面看出。 就政策面而言，改革开放后有过三次政策变化： 专业银行体系下的农村金融。1979～1995年，农业银行分设和农信社并入后，农业银行作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承担了涉农贷款的各项任务，这一时期只是建立起了单独的农村金融体系，并未因贷款性质而做区分与考核。 意图建立起“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1996年“行社分家”、农发行分设，以及《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体现了清晰的“三位一体”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次改革只是搭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框架，初衷良好，政策意图并未达到。农业银行实际上并未承担起提供农村商业性金融服务的任务，农业发展银行也并没肩负起涉农政策性贷款的任务，被要求朝向合作制方向发展的农村信用社，面临着多重角色冲突，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重构农村金融体系。2000年以来，伴随“三农”问题连续被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支农呼声的愈益响亮，使得几乎是唯一一家还为农民提供信贷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自然而然地摆脱了前两轮改革中的配角角色，成为这一轮改革的主角。而意图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农村金融改革，蜕变为农信社前途和出路的体制改革，被下放和总体上追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农信社，实际上无力也无心扮演“支农主力军”的角色。如何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直在政策探索之中。 从2004年以来连续五个针对农村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可以看出政策探索的线索。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个中央1号文件要求进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体制创新”。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开放了“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试点。2006年，中央1号文件干脆直接明确提出“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社区金融、外资入股、资金互助等满足农村融资问题的新型金融组织，已在农村金融新体系的设计考虑之中。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设立，开了绿灯。而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则在模糊具体安排的同时，为久未突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指出了清楚的方向，“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同年，三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全国部分省市先行试点，并扩大到全国范围。2008年的中央1号文件，由于是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只是在农信社要“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 “通过批发或转贷等方式解决部分农村信用社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扩大和创新抵押担保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安排。 政策的不断探索与变化，反映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直还没有十分成形的、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合作化与商业化之争 相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丰富变化，关于合作化和商业化的学术讨论，则显得较为单薄。许多研究对以农信社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展开了激烈的“体制”之争： 合作制主导。不少研究认为，合作金融应有政策金融作财力支持。然而，目前我国农村政策金融主要着眼于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这种垄断性商业行为，并没有脱出“工占农利”阶段统制金融的窠臼，故合作金融没有得到政策金融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导致我国农村真正的合作金融没有出现，故可以认为，不是合作制本身有问题，而是我国农村政策金融出现了问题。 商业化主导。由于坚持合作化方向的农信社改革，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展。所以，对农信社进行商业化改革，并以市场金融为导向，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如谢平等人的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 合作化与商业化并重。由于单纯的合作化和商业化各有利弊，不少研究采取了折衷方案。如冯兴元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