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诉讼法修改引起法学界和社会高度关注.docVIP

　　三大诉讼法修改引起法学界和社会高度关注|第1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如何修改，已经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2005年9月底在天津举行的诉讼法年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基本方向，既要实事求是，面向现实，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要勇于更新理念，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胸怀，大胆吸收法治国家体现诉讼民主和公正的有益经验，积极稳妥地进行。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辩护方了解案件情况；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建议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把被告人认罪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完善防止刑讯逼供的诉讼制度，建议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诉讼制度，努力从根本上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注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建立政府或民间的被害人救助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强调，要充实监督内容，增加知情渠道，完善监督措施，增强监督刚性，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朱孝清说，刑诉法规定，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在具体程序中，在监督的范围、途径、效力等方面都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从而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他分析说，一是监督范围存在盲区，使某些诉讼活动游离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外；二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知情的渠道有限；三是法律规定的监督措施缺乏；四是监督效力缺乏刚性。 　　针对以上问题，朱孝清提出几点完善立法的建议：第一，建议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撤销案件等诉讼活动纳入监督的范围；第二，建议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在抄送检察机关时，应当同时抄送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依据材料；建议规定刑罚执行机关认为服刑人员应当减刑、假释的，应当提请检察机关审查，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请法院裁定，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第三，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有权进行调查，调取有关诉讼材料，向有关办案人员了解核实情况，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第四，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有关机关应当纠正，并将纠正情况通知检察机关，对拒不执行监督决定或监督意见的，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更换办案人、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的负责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等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主张，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必要重点考虑其与以下相关法律的协调问题： 　　一是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协调。由于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先、刑法修改在后，导致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之间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如我国现行刑法已经废除了“反革命罪”的提法，但刑事诉讼法第20条中却依然还有“反革命案件”的字眼；再如刑法规定的“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情节而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以及“不受执行期限限制的假释”都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核准，刑事诉讼法典却没有规定，等等。 　　二是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协调。三大诉讼法既有差异，也存在共性。对于一些共性的地方，三大诉讼法的规定理应保持一致，然而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在一些本应保持一致的问题上却不一致。如关于证据的定义，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而民事、行政诉讼法均没有规定；再如关于审判中书记员、翻译人、鉴定人的回避问题，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由审判长决定，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由院长决定；再如，关于审级制的问题，目前许多学者主张变现在的二审终审为三审终审，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审级制度，三大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保持一致。 　　三是刑事诉讼法与《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协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赋予了刑事被告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审判的权利、以及人民陪审员在必要时有权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权利，等等。这些规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然而，如何保障相关人员行使这些权利以及这些权利被侵犯时如何寻求救济，则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通过制定具体的程序来保障。 　　四是刑事诉讼法与《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管理问题的决定》的协调。在本次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从诉讼程序上如何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及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实现等问题，显然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该予以重点的考虑。 　　与“中改”、“小改”的主张不同，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主张大改方案，理由有三，其一，任何一个痼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