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必然性.doc

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摘要：隐士是与整个中国历史相始终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朝历代，隐士从未绝迹，只不过他们归隐的性质不一。陶渊明在自身远离政治的前提下，在立足现世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使人生内容得到最大的充实丰富，并最终在历史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然其选择归隐是必然的，笔者将从外界和内在两个因素做出阐述。首先，陶渊明因家庭原因自小受到儒家传统教育，东晋时期又盛行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之风，再加上频繁的战乱，政治迫害的不断，因而希企隐逸之风劲吹。这些对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都有深刻影响。其次，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就是‘返自然’，自然是指导他生活的创作的最高准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要摆脱那些束缚人之天性的功名利禄之类的樊笼，恢复自己的本性，过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 关键词：陶渊明 归隐 出仕 田园 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隐士是与整个中国历史相始终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朝历代，隐士从未绝迹，只不过他们归隐的性质不一，有以不同形式、目的而隐居的隐士，而以目的分，不外乎以下四类： 第一类，对国计民生毫不关心。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便是“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1]这些隐士的行为，于国于民均无丝毫好处，说穿了，不过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罢了。 第二类，因为反对社会革新或进步而归隐的隐士。如果说第一类对人民无好处但也无坏处不说也罢的话，那么这类人阻止社会进步与革新，于国于民，有害无利。 第三类，为着升官发财而来归隐的隐士。鲁迅先生曾说这些隐士们，“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 ‘城市山林’里，这就是正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了”[1]。 第四类，陶渊明式的隐士。陶渊明在自身远离政治的前提下，在立足现世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使人生内容得到最大的充实丰富，并最终在历史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陶公千古高人，其情热而真，其质淡而远，故其文皆为人格之表现。不可学而至者。” [2]“他是像苏轼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的。黄庭坚也说：‘谢康乐、瘐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在这个时代而有了陶渊明那样的真实的伟大天才，正如孤鹤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夜天。”[3]陶渊明之隐既是经过理性选择的回归之隐，也是始终不忘“济苍生”之隐，不同于前三种隐，“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在对仕途的背离和对自己天性的肯定中实现的。”[4]有很强的积极意义。钟嵘《诗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5]。对其归隐的必然性，将从外界和内在两个因素做出阐述。 （一）外因的推动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和道家学说影响最深，在归隐这个问题上两家各有看法，这直接影响到归隐的动机。孔子认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6]“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6]“隐居以求其志”[6]。儒家到底是以出仕为主，不能出仕的时候便隐居起来静观时势，待到“有道”之时东山再起。孔子还认为“人能弘道”[6]，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6]，孔子把出仕参政看作是对道的推行和弘扬，而归隐不过是根据外界形势所选择的一种立身之法，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6]的完成对道的维护和捍卫。儒家并不赞成长沮、桀弱、荷蓧丈人这些采取避世态度的隐士，认为不出仕便不能为统治者效力，而君臣之义是万万不能够废除的。恰恰是这类决计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可以被看作是道家的先驱。道家宣扬的归隐是纯粹的消极避世，他们认为人间一片污浊，世事无一可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深山里寻找精神上的自由，主张“贤者伏处大山勘岩之下”。所以庄子面对楚王的重金邀请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道家不仅将针对世俗的隐身，更讲针对自身的隐心，他们提倡过一种“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生活。在于强调“吾丧我”，“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这样就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了。 对作为隐士代表的陶渊明，人们常常从儒道两家思想对其影响出发考察其归隐动机。有人认为陶渊明在思想上宗儒，这是因为在陶渊明诗中有“少年汉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遗训，与其云坠”、“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这样一些句子。由于他生逢乱世，按照孔子“无道则隐”的教诲，陶渊明便“归去来”了。也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宗道，“宋代朱熹《朱子语类》称：‘靖节见趣多是老子’，‘皆出于老庄’。”[7]原因是从他的诗中可知他是很推崇庄子：“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悟性欲何求。”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把士不遇的原因归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为了复真还淳，他选择了归隐，还是道家思想占了上风。不可否认，陶渊明自小受到儒家传统教育，东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