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 论文.docxVIP

论张国荣的永恒与不朽 两种态度 香港《亚洲周刊》刊载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评论，文中言道：张国荣去世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受到两岸三地的传媒高度重视，俨然成为一次“国家事件”（引号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机是天灾，但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因为，张国荣二十六年的演艺生涯是一个香港传奇，而“现在的香港娱乐事业，已经很难容纳像张国荣这种重视个人尊严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评有一种肃然的自我反思：“香港传媒在张国荣去世事件中的表现，出奇地有节制。……在电视上，也看见很多记者一边哭一边在报道，他们都收起以前那种轻佻的嘴脸。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包括媒体、艺术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在内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学界，对张国荣先生的尊重、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在大陆的文化圈中，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 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唯一可以见到的，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她讨论了张国荣的“生活姿态”，将其称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酷儿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应答。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文化偶像选举”之时，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社会征候”，或者，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诊查者”自身。选举中，张国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像“鲁迅与张国荣”、“张国荣挑战鲁迅”等一类的表述，则凸显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级与霸权，传递出一种戏弄的意味。面对张国荣，大陆的文化批评，竟然失语。 沉默，是因为张国荣的份量不够、成就不及，还是其它？是他不能“与鲁迅比肩”，还是因为“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会更多。曾几何时，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新诗”经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但为什么，对张国荣，一个在20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看到有人慷慨陈词——为什么纪念张国荣，不去纪念为祖国献身的英雄（英雄姓名隐去）。我哭笑不得，这个帽子如此之大，张国荣如何承担得起，他在我辈心中或许光芒万丈，可若把他丢进大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冲突中挤压，我相信大多数人只会于心不忍。而且这种理论本身就荒谬如“有人吃不上饭，居然还去发神六办奥运”，强揪出一个无辜的责任承担者，难怪附和者寥寥。 我相信人的感情的释放，总是对熟悉的人慷慨，对陌生的人吝啬，喜怒哀乐诸般情绪的流露，要么作为旁观者，要么作为当事人。前者表现为在读书、读史、看电视、看电影的过程中，因感人事落泪，因不平事愤慨；后者就是亲临生离死别时的切身感受。二者只有程度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为什么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掉泪的最佳解释。 拿张国荣比为国捐躯的英雄，就好像拿文学家比发明家，然后因为文学家没有实体的物质贡献而否定文学家在精神层面的贡献。英国人说，宁愿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同庆，盛况空前，可人们在享受着灯泡带来的便利时却未必会记得爱迪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对于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层面上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这就是文学家乃至近代以后出现的电影人享受到更多怀念的原因。人们根据自己的情感偏向选择怀念谁，凭吊谁，为谁流泪，纵然不够平衡，也不是被怀念、被凭吊的人的罪责，可惜到了今天，仍有人以之作为攻击别人的理由。 更有甚者，竟连歌迷影迷的眼泪与心痛也屡遭攻击，动辄就上升到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高度，梦露可以入选美国十大文化偶像，张国荣被广泛纪念就成了中国式的浮躁。全球观众都可以为《断背山》感动到流泪，张国荣的歌迷竟不能为张国荣一哭，哭大声些就要担一个“如丧考妣”的恶毒骂名，仿佛这样对别人感情的苛责，倒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归了？自杀是15～3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倍感无力，偏有人能从张国荣身上看到什么社会不良影响，如此说来，有人读《红楼梦》读到疯癫，也是曹雪芹之过？ 每个时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