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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汇编 限制人肉搜索引热议 　　浙江省人大正在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被认为是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引起舆论热议。 　　应怎么看待“人肉搜索”呢？在中国的当下，“人肉搜索”有着公民表达、公民监督的特殊意义，比如之前周久耕局长的香烟门。但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人肉搜索”应有理性的认识，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原则，公布、传播个人信息是例外，且应当有法律依据。所以目前立法的目的在于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不应一味鼓励“人肉搜索”。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或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 　　立法上的模糊，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在施行中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可能关住了网络民声的“减压阀”。立法者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初衷，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打压网络舆论。 “人肉搜索”只是当前公民监督公权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制度性建设。其实，有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官员的财产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假如普通老百姓能从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查到局长买一支笔花了多少钱，“人肉搜索”还有什么意义？人肉搜索导致肇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被广泛公布。因其侵犯隐私权，而常与所在国的法律相抵触，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有时也是法律过于落后，民众自力救济的现象。人肉搜索的发动和参与者通常都是网络上的愤青，他们看见令人愤怒，生气的事就会头脑发热，打抱不平，而失去了理智。导致以上多起人肉搜索案件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无论是”铜须门也好，王菲事件也好，这些在他们看似正义的行为往往是非正义的，他们的行为给人肉搜索的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失去工作、遭受指责。但是如果这些愤青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想想，假如你是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人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感受是什么？？这种“类民众监督”的确利弊难取舍。从监督手段来看，“人肉搜索”确实是让公众公司、公众人物走向更透明、更多人监督的一个过程。官方监督与民众监督通过网络的信息反馈从而得到互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共促监督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毕竟群体攻击的“度”很难把握，这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课题。 这类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常用缩写，真的能被全面清理整顿、不留一丝痕迹吗？恐怕很难。 语言学有多种天然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机制”。也就是说，语言是最“吝啬”的，能说两个字的，一般不说四个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将多音节词简化为更少音节的词。比如，极少人说“超级市场”而只说“超市”，不说“智力商数”而只说“智商”。口语更是如此，如“打的”，既是翻译，又是简称。 显然，被简化的词往往更有活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比汉语，英语更为“吝啬”，一般只用首字母来缩略全名。要写全被精简的英文缩略词，必然会打破固有的语言机制，反使语言趋于复杂化，使沟通变得困难。 有人说，这种“清理门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汉语的纯洁性。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未免过于保守，因为汉语本身便有极强的兼容性——有时它不露痕迹地同化外来词，如“可乐”就成了碳酸饮料的总称，不论它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有时它还可以完美地中英混搭，比如“B超”就比译成“二型超声波扫描”要方便得多。 话说回来，就算要“屏蔽”GDP、NBA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文缩写，那也不必矫枉过正，而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将其巧译成中文缩略词，而不是机械式地翻译为冗长的全称。这也许是更积极的汉化手段，更高一筹的英汉互通。 相信汉语的强大和兼容并包，让外来语言假以时日去适应和演变，而不是一刀切地规避、肃清，这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犀利哥“弱者成名”的反思 媒体在热炒“犀利哥”——曾经流浪街头的眼神犀利的男子。“犀利哥”被媒体热炒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犀利哥”找到了家人，回了老家，当地政府给他办理了农村低保一卡通和新农合医疗卡。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和社会的帮助，“犀利哥”的身心健康有了好转。 可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尽管“犀利哥”已经剃了胡子、剪了长发、脱了奇装，回归家庭，社会对他的关注却没有降低：某网游添加了“犀利哥”套装，某商家注册了同名商标，更有甚者要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使之家喻户晓。 面对“犀利哥”为何走红的追问，众说纷纭，大多归之为审丑之心、赏怪之态、猎奇之好、窥私之瘾。有的干脆批评追捧一个乞丐，是“网友的冷酷、低俗和麻木”，并将其定位为“八卦盛宴”。“犀利哥”走红，是不是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事件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不难看到，随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