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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渲染气氛，奠定基调。很多小说会出现群众场面，这些场面中的群众，大多是不重要的次要人物。正是这些次要人物的出现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具体环境，起到了渲染气氛、奠定感情色彩基调的作用。 《变色龙》一文中，围观者先是起哄看热闹——“还有人叫喊：‘别放走它！’有人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木柴厂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当厨师把狗领走后，他们竟然一下子对着首饰匠赫留金哈哈大笑。他们不敢嘲笑警官的多变，而只敢嘲笑倒霉的人——这样既让他们非常开心，又无丝毫的危险性。这样一群小市民，虽然脸谱各异，性情有别，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麻木不仁、愚昧无知、荒唐无聊、奴性十足。他们既为奥楚蔑洛夫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性格提供了典型场面，也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一副真实的画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在《孔乙己》中同样对“一群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四、升华主题，画龙点睛。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也就是说，次要人物的设置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的，更是为揭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对次要人物的刻画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含着厚重的力量，既增添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我的叔叔于勒》写了菲力普的两个女儿、女婿。这些次要人物的描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势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