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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叙事与底层关怀 　　摘 要：《农村三部曲》是茅盾的重要作品，在社会剖析派创作范围下，这一“三部曲”作品表现出其家乡桐乡乌镇地区的乡俗、乡情与乡语，既透露出青少年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也表现出他对底层苦难民众的关怀。 　　关键词：乡土叙事 茅盾 底层人民 《农村三部曲》 　　茅盾以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但已有的研究对于他创作中丰富而精彩的乡土作品关注较少，而其中浓郁的乡土风情屡屡被忽略。单以《农村三部曲》中《春蚕》的研究而言，大部分都将视点的中心放在揭露当时国民党政府、资本主义工商业、帝国主义等的经济剥削造成农民生活的惨况上，而忽略了作家想要表达的另一些重要内容，即这些可怜的农民为生存所做的艰苦挣扎以及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忽视其价值的江南风情。其实，大部分基于一定意识形态的研究也确实说出了茅盾主要想表达的意思，但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他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同样真切动人。因此，不能因他“社会剖析”“阶级立场”的光环过于炫目，就完全不理会作者其他方面的特点。 　　左翼文学以“严峻的目光关注社会问题与底层人生，直接将尖锐的锋芒指向强权统治下的社会不公，将关怀弱势群体、批判强权压迫、呼吁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一种道义责任和自觉义务”。[1]茅盾作为左翼文学的中坚，突出地表现着江南底层农民的悲惨境况。《农村三部曲》充分表现出桐乡地区的乡俗、乡情与乡语，并且在富有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的呈示中，叙写出底层民众面对生活的不懈努力和挣扎。本文以此入手，探察茅盾的底层视野，他关注底层的精神来源，并考证这一精神在其文学评论思想和其他乡土作品中的体现，以期丰富和拓展茅盾研究。 　　一、乡土视野的多角呈示 　　《农村三部曲》有着浓郁的乡土味道，这种乡土呈示本身就是茅盾关注底层的表现。而呈示的方式、角度和内蕴都进一步反映出茅盾关切底层的精神和情怀。茅盾出生和成长于桐乡乌镇，桐乡素有“丝绸之府”之称，具有厚重而多彩的蚕桑文化。茅盾因祖母养蚕得以亲身参与，成年之后，常为几位丫姑老爷养蚕却因市场操控而不能度日的经历所触动。因此在他落笔叙写宏大社会的图景时，这种时代转换期的农民的苦难就成了他必须要表现的内容。而且，他对于这种有着历史厚度的蚕桑文化表现得越是丰富多彩和深切动人，最后的悲剧就越能够震撼读者。 　　在小说《春蚕》中，茅盾完整地呈现了养蚕的过程，将这块古老土地的多彩生活细节化。在描述糊“蚕箪”时，茅盾写出了一个细节――老通宝认为去年蚕花不好是因为糊蚕箪用了报纸，所以今年“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来钱买‘糊箪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糊箪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2]这段“糊蚕箪”的描写既写出了江南农家对蚕事的郑重，又增加了民间特有的神性色彩，由此探见底层民众对于丰收的期待。乡民们的想法和行为在此处迷信和愚昧与否已经不能成为人们探讨的重点，这种行为已经上升为一种古老的仪式，是一种朴质而简单的信仰，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这种信仰越是朴质，审美意义越是原始，底层民众的弱势性就越明显。这种风俗上的大肆渲染，加大了期待的蓄力值，为最后希望的崩塌蓄势，亦即“对蚕俗的描写越细致，就越能孕育和体现故事人物由焦灼的快乐到绝望的痛苦那种情感，唤起读者‘卡塔西斯’式的感受。”[3] 　　如果说“乡情”必须是“有别于其他地域种群文化的、特殊的民族审美情感的表现”，[4]那么《农村三部曲》在乡情上给读者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勤朴”，这种“勤朴”里还有着底层被压迫者的源自生存本能的精明和认真。茅盾对于这一乡土性格的观察和把握是细致入微的。《春蚕》中对“窝种”的详细描写就表现出人们怀着期待的努力。四大娘用体温“窝种”，作者将蚕种喻成婴孩，写出了他们饱含心酸的生活期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懂得，也不能够操纵某些社会机制来获取财产，他们只知道依靠自己加倍的勤劳来改善甚至仅仅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茅盾深刻地写出了这种勤朴背后，面对时代变换的大风云，面对上中层对于困难的层层转移，这些底层人民生存的无力。 　　最能体现一地域区别于另一地域的因素莫过于语言，而同一地域中不同的?A层又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果说因祖母饲蚕的兴趣而给了童年时期的茅盾一个了解蚕事的机会，所以他能使用“乌娘”“蚕台”“上山”这样的词语并不稀奇的话，那么能熟练地运用富有乡土气息的语言表现出底层人民活灵活现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老通宝这一类的老农民，面对世事的变化，挂在口上的是“真是天也变了”“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这些既具有桐乡特色、又充分表现底层农民性格的口头语言。这些语言的信手使用得益于茅盾与底层人民的亲近，表现出茅盾对苦难阶层的真心关怀。 　　二、底层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