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探析.doc

我国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探析摘要： 本文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对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兴奋剂使用的现状进行分析，对青少年在体育团体内所受处罚法律依据的合法性加以探讨，以及为保护青少年的特殊权益对“严格责任”原则处罚主体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指出在青少年反兴奋剂中应采取“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等原则。 关键词： 青少年体育 反兴奋剂 处罚 预防措施 1.背景分析 “反兴奋剂也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在第六届全国城运会前喊出的反兴奋剂口号，其目的是防止兴奋剂使用范围向青少年扩散，让青少年意识到兴奋剂的害处，让兴奋剂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可是最近几年的检测表明，兴奋剂使用问题已开始从竞技体育转向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从体育竞赛转向学校体育招生考试，从高水平运动员向青少年业余运动员渗透，从以功利为目的向以药物依赖和药物滥用发展。2006年全国各省区市体育局对参加省运会的青少年运动员自查阳性率大大高于总局对注册运动员检查的阳性率。同年，中国奥委会与北京体育大学合作，完成了一项4千多人参与的全国范围的调研，年龄层以青少年为主，调查对象以体育类学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普通高校学生。调查的结果不容乐观，使用或是被怀疑使用兴奋剂的人员比例较高。目前，体育加试的考生成为了滥用兴奋剂的“重灾区”。以山东省某次高考体育加试为例，30例抽查中就有10%的阳性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许多大中城市的娱乐场所和活动中心使用兴奋剂的现象也开始大肆蔓延开来，而且使用者多半为青年人，青少年人数的比例也不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兴奋剂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体育运动中，它已经走出了体育界，其魔爪也已从兴奋剂的河流转向了河源的污染。仅仅对体现青少年体育最高水平的城运会进行重点监测如何能控制毒瘤在整个业余青少年体育运动层面的污染？仅仅以体育部门独自打击的力量又怎能解决整个社会层面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以上对青少年中使用兴奋剂现状的简要分析，笔者希望对这一问题在学理和法理上作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理性思考，以求为青少年反兴奋剂的斗争尽绵薄之力。 2.青少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现状 2002年8月16日，检查组对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进行了突击检查，于该校学生食堂二楼伙食科办公室发现校医正在给多名青少年运动员注射违禁药物，同时还查获红细胞生成素和生长激素等大量违禁药物。同年9月，江门市培英中学学生张仲华因在其教练的指导下长期服用肌肉生长素类补剂猝死于足球场。2003年长沙五城会传出兴奋剂丑闻，兰州市运动员郑永吉和哈尔滨市运动员李慧泉药检呈外源性EPO阳性。2005年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场外青岛民警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抓获了一名专向体育高考加试生兜售兴奋剂者。2006年8月在辽宁省十运会田径项目比赛前，检查组查出鞍山市田径学校有组织地给青少年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并在其校长办公室内查出多种违禁药物。2007年武汉六城会银川市自行车运动员徐祥和石家庄市武术运动员赵杰分别在10月17日和10月22日进行的兴奋剂检查中查出兴奋剂阳性。从以上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兴奋剂已开始向下蔓延，从专业向业余向普通学生的基层范围扩展。基层的范围广、变数大，检查成本高等问题让兴奋剂如此的狂妄、强大，同时也让我们深感疑惑，是什么使得兴奋剂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再细看案例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兴奋剂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向下蔓延，无不跟作为教育者的教练员、队医、领队和管理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最容易接近青少年的生活，也最容易影响青少年的行为。 3.青少年使用兴奋剂处罚的法理分析 青少年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石，他们的发展决定着整个体育大厦的未来。青少年体育运动主体的年龄一般在5―18岁之间，以六城会体操项目为例，女子多为13―15岁，男子多为14―17岁。5―18岁年龄阶段的运动主体一般是处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之间。由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往往表达并不一致，因此其侵权行为的后果一般都是由监护人来承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青少年使用兴奋剂在体育协会团体内所受的纪律处罚责任应由谁来承担，若由其本人承担是否公平、合理？其接受处罚的法律依据来自哪里？我国1995年《体育法》第50条规定，违法使用违禁药物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2003年《反兴奋剂条例》第46条规定，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一部分第10条对个人的处罚：在赛事期间发生的或与赛事有关的兴奋剂违规事件，按照赛事领导机构的决定，可导致取消该运动员在该赛事中获得的所有个人成绩，包括收回所有奖牌、积分和奖金。这些规定中都明确了体育团体和赛事领导机构对违纪运动员处罚有着当然的权利，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