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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及《大公报·文艺副刊》摘要: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 关键词：沈从文；《大公报 晚清以来，传播媒介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推动发展上具有主导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①尤其是报纸的文学副刊，创作与批评并重，兼具杂志的性质，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栏目设计与传播方式又有不同于杂志的特殊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沈从文和《大公报 一、沈从文受聘编辑《大公报由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1934年1月初停刊）和《小公园》。《大公报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下旬共出166期。后从1935年9月1日起，《文艺副刊》和《小公园》两刊合并为《大公报 从目前已掌握的有关资料看，1933年9月《大公报》聘请的《文艺副刊》的主编除了沈从文外，还有在北平主持教科书编纂的杨振声。从实际工作内容来看，杨振声以编教科书为主，《大公报》方面的具体编辑事务主要由沈从文全面负责。所以，说沈从文是《大公报 首先，沈从文的思想立场和《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一脉相通。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的宣布“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开启民智，富国强民。1926年“新记”改组《大公报》，三位办报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坚持“文人论政”的立场，持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并进一步将办报宗旨确立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纵观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他一直在固执的坚守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看人论事信守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不参加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的活动，以无党派作家身份著称于世，并曾以此自诩。这种思想和主张的一致性，可以说是沈从文与《大公报》结缘的基础。 其次，《大公报》希望扭转其文学副刊风格为沈从文提供了契机。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开辟了很多专刊、副刊。在沈从文、杨振声受聘编辑《大公报“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在30年代初，《大公报》负责人已经明显看到了这些不足，决定更换编辑、扭转副刊风格。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声名鹊起、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且沈从文此时已经回到北平，为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担任编辑工作也有了可能。《大公报》的负责人不可能不看到这样一位优秀的编辑人选。 最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生活际遇促使他最终接手《大公报1928年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共同编辑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红黑》、《人间》，因生活困窘分别只出了八期和四期就被迫停刊；1932年又与朋友合办《小说月刊》，不久也因经费不支而告终,遗憾之意仍在。同年沈从文随杨振声从青岛回到北平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撰工作，1933年《大公报“当沈从文有了自己的刊物与立足点时，他就很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作品了。他与胡也频等筹办《红黑》时是这样，在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也是如此。” 二、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S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看到了上海报业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带来的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势力，从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新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②由于商业竞争支配了很多人的趣味，甚至文学生产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商业的操纵，沈从文对文学与商业结缘之后独立性的丧失深表忧虑，文学的独立意义在他心中被不断的强化，他一再用“信仰”、“职业的尊严”、“宗教意识”来强调文学创作应当远离“白相”的游戏态度。 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乞雨》和沈从文本人的《记丁玲女士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票友”和“白相”人，应当遵守自己“事业的尊严”，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从事写作才是文学者应由的态度。可以说这篇文章和杨振声、林徽因的文章是相互呼应的，它既是沈从文一贯的文学观的阐发，也是在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定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再强调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论争期间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论，包括《论“海派”》、《打头文学》、《知识阶级与进步》、《关于“海派”》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独立姿态，使文学写作既不受商人的影响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