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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探究及其对教育科研启示摘要：田野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并对现代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标志性方法。田野研究范式的发展为中国的科研带来了新的方式。本文对“田野研究”的内涵及其特点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田野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科研的启示。 关键词：田野研究 教育科研 一、“田野研究”的内涵 田野工作(fieldwork,亦译作田野研究)被认为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区别之一,田野研究方法的成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成熟的标志。在人类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之所以被看作是划时代的人物，就是因为他在西太平洋的长年“田野”工作经历，并由此把人类学从安乐椅上解放出来，成为一门当时最具魅力的学科。自那时起，所有欲在人类学领域上有所建树的人都计划着到“田野”中去，在那里长期驻扎下来，挖掘地方知识，以求反观自我的文化，并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人类学专业的从业者都必须受到田野研究的严格训练，将田野研究作为人类学的不二法门已成为人类学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学术传统。对深入田野工作(intensivefieldwork)的强调，成为20世纪的人类学最为突出的特征。说一个人“没有田野”，或者说“田野不过关”，均是在批评这个人是不合格的人类学者，同时也包含着其作品不太具备专业信赖的意思。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所发展起来的田野工作主要是对异文化(otherculture，也译作“他文化”)的研究，因为人类学家一直被认为是不能从事自己所属文化研究的。换句话说，人类学是通过研究异文化来反观“本文化”(myculture)的。因此，人类学又被打上了研究异文化的胎记。 上述就是人类学(严格说是传统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即以研究异文化的民族志实地田野调查为基础，以达到对该文化的了解和对本文化的“反观”目的。那么如何进行田野研究呢？美国人类学的开山人博厄斯(FranzBoas)教授说：“唯一完全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法,就是学会他们的语言。”对于研究异文化而言，掌握语言自然是交往的第一步，何况要做深入的研究。早期人类学者一般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人类学家必须在所研究的民族中生活若干年(M.Mead说至少要6个月以上)，学会他们的语言文字，甚至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思考。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主张，不但说他们的话，用他们的方式思考，并且与他同喜、同怒、同哀、同乐。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布里安(Trobriand)群岛的田野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他花费约3年时间(确切为2年多)实在有点迫不得已的味道。但无论如何，是马林诺夫斯基而非他人，把人类学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乐椅”上带入了科学研究的广阔时空之中。告别了传教士异域采风式的人类学，从此人类学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就马林诺夫斯基而言，民族志意味着确立了构建其“关于文化的科学”的基石，无论支持他或是反对他观点的人也无不首先回到他的田野研究工作上。所以，田野研究是现代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 二、“田野研究”的特点 （一）当地观点与学术研究 尽管我们工作的初衷是要尽量贴近被研究者的语言和思想，可是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不同于我们研究对象的看法。但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肯定或偏袒当地人的解释和观点，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最终也不会成为我们著述的读者。几乎每一个人类学者都愿意分享当地人的解释和观点，都想在单位时间里获得最多的田野信息。而且，大多人类学者都将自己的田野当作第二故乡来对待，对它怀有某种眷恋之情。当然，人类学者更多的是对当地观点持有一种尊重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是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一直被人类学者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我们之所以要遵循这种原则，则是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也是为了保证顺利地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不过，客观地讲，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也不论我们自认为所做的研究有多严谨，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当地人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权威性。它只是我们自己对某些文化现象的诠释，当地人可能并不能看懂我们写的研究报告，尽管我们是在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尽管我们描写的是当地人的文化现象。 事实上，当地人在向我们提供某些文化信息的那一刻，或者当我们采访他们，听他们叙述某种文化现象的时候，他们本身的角色已不是简单的情况提供者，而是人类学者在实地调查中遇见的文化现象的第一解释人，甚至可能是人类学者某一研究结果的共同解释者，不管他们的解释有多么浅显，也不论他们的解释是否经得起人类学理论的分析和推敲。但是，即使他们向我们提供再多的情况和解释，他们也只是我们进行实地调查时的伙伴，而非我们研究工作的合作者。甚至可以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