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诗歌中“偶像”现象.docVIP

细谈诗歌中“偶像”现象在学习到大量的诗歌意象之外,一类特殊的意象内容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视野,那就是诗歌中引用的较之诗人更早时期的人物或相关事迹。尽管我们在学习“用典”这种表现手法时略有谈到,也基本总结过,说是为抒发情感服务的。但是依旧“昏昏”的我还有着更细致的疑问,比如“为什么引入诗句的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引用时有什么讲究”等。其实,这一切完全可以用现在人们的追星的心理现象来进行解释和归纳,从而有助于加深对古代诗人的情感状态的理解和对这种表现手法的掌握。简单地说,我认为诗歌中引入的人物都是诗人的“偶像”,而诗人们都是有主见的“追星族”。 首先,偶像与追星族间是有相同或相通的境遇的,两者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和诉求。比如现代某人张口闭口“周杰伦”,那至少说明他热爱音乐,或倡导张扬个性,放在古代也是如此。尽管朝代不同,但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大环境没有变,所以诗人总能在前代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厚古薄今的传统风气中,在与身边人彼此相轻的纷繁下,或是刻意附着高雅的心态下,诗人很自觉的就把古人引以为知己、同路人。这为诗人的抒情言志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载体。如杜甫的《蜀相》中,作者感慨诸葛亮今世无人敬、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诸葛亮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愿忠心为国效力、收复失地。所以痛惜武侯,也是在痛惜自己,颇似顾影自怜。再如李白的《将进酒》,特地抽一句出来盛赞陈王“斗酒十千恣欢谑”,想必在他心目中只要能做一回痛快一醉、狂放不羁的陈思王曹植,死也甘心了吧。 总之,拥有不同感怀的诗人都能在自己的诗歌中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一位偶像当代言人。而且日积月累,某些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大腕们”的上座率可是相当高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分类: 比如谈归隐之志、田园之乐的诗人多提到陶渊明,热爱山河、游山玩水的诗人多提到谢灵运,主张淡薄、清净的就爱说庄周轶事,感慨仕途不达、壮志难酬的就爱与冯唐、廉颇为伴,渴望杀敌报国、建立功业的就要追慕李广、霍去病,感伤知音不再或难求的自然要说到俞伯牙、钟子期,甚至《短歌行》中渴求“天下归心”的曹操还要借“周公吐哺”的招牌来说事。 之所以说,诗人们都是有主见的“追星族”,是因为他们尽管在诗中引入了古人,但目的都很明确。明里抬出偶像,实为引出己情。而且这种办法言简意赅、含蓄隽永、不失高雅。如孟浩然《夜归鹿门歌》中“忽到庞公栖隐处”之句,庞公可是汉代德高的隐士,自己能与之相并而居,那自然不是俗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居处环境不加一字的描述,而高雅的氛围全出。又如骆宾王《狱中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南冠”指的是战国时被秦国俘虏却心思故国、坚守气节的钟仪,以“南冠”自比,不着一字之情,而坚贞、爱国的形象传神。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访求仙山时,还要特别指出是从谢公宿处经过的,连登山鞋都是“谢灵运”牌的,寥寥几个字就表达了追慕先贤、自命高雅之意。还有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将自己壮心未已却无人赏识的辛酸寄托在廉颇之事上,尽管两人相隔千年,境遇却是如此相似,情感是如此相通,作者的悲情穿越了历史,更加厚重了。 其次,我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也是这种距离感,让早已作古的人重新在诗歌中鲜活起来。后世诗人既然做不到,那么就在创作的诗歌中客串一把过过瘾吧,所以古人进入诗歌,反映的是诗人们被压抑的、含蓄的心理诉求。总之,进入诗中的古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不能随便替换的。如苏轼的《念奴娇古》在追忆当年赤壁之战的英雄时,有那么多英雄可以选择,为何作者单怀周瑜呢?因为两人同中有异:周瑜少年英才,十八岁就受吴主重用,官拜都督,创不世功业;而苏轼也是少年成才,却无人赏识,蹉跎岁月,所以独羡周瑜。正因为如此,自伤迟暮之感才那么强。再如《书愤》中,陆游为何把诸葛亮的《出师表》抬得那么高,认为“千载谁堪伯仲间?”因为诸葛亮忠君爱国、收复失地的理想能自主施行,而陆游却只有空怅惘的份儿。所以,愤激才那么激烈。还有毛泽东的《沁园春,古代那么多先贤不批判,偏要批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因为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君主,批判的重心不在于他们有错,而在于为抒发自己的远大志向铺垫张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也因为这种写法而倒了大霉,宋江乘醉在酒楼题诗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不笑别人,偏笑黄巢这个前朝造反头子不是大丈夫,是何居心?所以此诗就成了宋江谋反的罪证,宋江也差点因此丢了性命。有时,多问自己几个类似的问题你就会明白,诗人在诗中对古人盛赞也罢,批判也罢,目的还是为了抒己志,是一种深层次的“曲笔”。 综上,诗句中引入古人,作者多半不是为了显示博学、增加情趣,而是古为今用,人为心生,他们是诗人情感的符号和化身。如果你能正确定位“偶像”特点,把握“偶像”与“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