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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品格 　　摘 要：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具有二重性：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交织在一起。白居易由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遁入个人生活，其思想由儒家转向佛老。故其文学品格既有意激刚健的一面又有闲适淡泊的一面。其文化人格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人关怀天下与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传统。中唐时期传统社会形态的转型，士人审美情趣与社会意趣的转型是其文化人格二重性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白居易 文化人格 文学品格 　　一 　　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可谓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他早年积极上疏，写下七十五篇“对策”，并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其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唐宪宗对其直言犯上颇为不满，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1]（P4344）通过二人的对话足见白居易敢于直谏，不避刀斧，以天下为己任。 　　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1]（P4344）受此诬陷被贬江州司马。 　　白居易切身感受官场的明争暗斗和世情冷暖后，逐渐转向佛道思想，“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溢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1]（P4345） 　　白居易中年以后，逐渐从政治生活走向个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在苏州、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流连于江南的美好风光，写下了《钱塘江春行》等千古流传的诗篇；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其“和陶诗”政治激情已经淡去，悠远平和，宁静淡泊。白居易作诗以自表，其晚年诗作《醉吟先生传》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2]从中可以窥见白居易晚年生活，流连于山水、歌舞之?g。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自我追求，在其感伤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感伤诗既有对现实的感发，也有对自我命运的哀叹，“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融合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两个方面。《琵琶行》可见白居易由积极进取转向隐世避世的心路历程。人生坎坷，心中苦闷无处诉说。琵琶女发之为声，白居易则发之为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尝尽世间辛酸，看尽世间沧桑，白居易由现实功名转向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个人生活，“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共性特点。孔子周游列国积极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生不遇，退而论《诗》《书》，著《春秋》。司马迁忠心事主，而受宫刑，著《太史公书》以明志。杜甫心存天下，却颠沛流离，不受重用，写诗以抒心中之愤。蒲松龄，受尽科举之苦终生不第，退而成孤愤之书以寄托心中愤懑之情。 　　文化人格决定文学品格，白居易文化人格的风格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在《与元九书》曰：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抨击社会现实；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作《卖炭翁》《买花》等“新乐府”诗作通俗而暗寓讥讽，践行了他志在兼济的人生理想和诗歌主张。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里，诗可以“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另一方面转身日常生活，吟咏情性，其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其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讽喻诗、闲适诗，都有尚实、尚俗的风格。但是讽喻诗写得刚健意激、浅易直白，反映民生疾苦；其闲适诗，“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游乐不暇”；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