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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伦理中女性的压抑与反抗 　　摘 要：主要集中于对子弟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探讨，通过对子弟书文本的阅读可以发现与当时上层社会所描绘的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对两个不同女性群体（尼姑以及民间所称道的侠女）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对这三种女性群体所持有的不同的社会心理以及其中体现的封建伦理束缚。 　　关键词：八旗子弟书 侠女 妓女 尼姑 压抑与反抗 　　近年来对《子弟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了《子弟书》作者、形成发展与衰落、《子弟书》改编、《子弟书》的文学价值等上，对《子弟书》中的女性故事还较少涉及。本文将主要集中于《子弟书》中的女性故事，这些涉及到女性的故事类型非常丰富，有传统的“负心汉”模式、“两女侍夫”模式，也有“西厢记”“君妃恋”等在前代经典作品影响下形成的模式。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尼姑以及侠女这三个不同的女性群体，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一、尼姑（或者道姑） 　　《子弟书》中关于尼姑的故事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描写尼姑庵中的尼姑与男人甚至是和尚发生的情感纠葛，如《陈云栖》《玉簪记》《思凡》等，第二种主要体现尼姑生活的世俗化，着重表现尼姑与世俗生活的融合，如《灵官庙》《续灵官庙》，两种模式分别以感情及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但其本质上都是强调尼姑情欲的复苏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 　　在第一种故事类型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尼姑还俗的举动，还俗是她们心恋尘世的行动表现。《陈云栖》中有“云栖改装易服”之举，《僧尼会》中有“实对你说我本私逃将山下，小尼说两人原是一?模”之言，更不用提《思凡》《思凡》整篇都是描写尼姑思凡渴望还俗的心理。《灵官庙》主要描写的是世俗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借拜寿为名在灵官庙发生的荒唐故事。广真姑子摆酒庆贺生辰，赶来庆贺的人却五花八门，“专请朝中显贵臣，还有那久搅久闹的堂客夫人。也有亲藩与国同休称为屏捍，也有官宦世代书香掌丝纶。也有经商家财万贯，也有应役广交衙门。还有男僧与优童妓女”[1]这短短的一段话已经将当时尼姑与世俗之间的紧密联系描写的淋漓尽致。 　　正常情况下尼姑还俗的过程都会带有一定的矛盾性――心恋俗世与身循戒律的矛盾。《陈云栖》中的女主人公虽然对真毓生心生好感，但面对真毓生“不才潘生真真凑巧”的暗示陈云栖却因自己的尼姑身份而予以拒绝，及至流浪还俗后还惦念着自己的“潘郎”，并以“只说幼时曾许字潘郎”为名拒绝其他人的婚嫁请求，甚至在大胆的《僧尼会》中，尼姑也会以“授受不亲夫子语，难道你没见圣人书”做挡箭牌，小沙弥也是希望通过“还俗”“娶一个娇娇滴滴如花的女，陪伴我朝朝日日有情的夫”，这其中体现了一个永恒的矛盾，社会伦理的存在压制了人的自然情欲，然而也正是外在规则的存在为人自然情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而妥协成为这种情况下最经济划算的选择。 　　与前代相比，明清之际出现了大量尼姑与俗人私通的情况，当时民间就流传着“短发蓬?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的事迹，甚至在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曾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非自愿的出家动机。 　　就动机而言，明清越来越多的女性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或无奈，其成员往往是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这与前代众多的尼姑是来自贵族的形成对比，她们出家的动机往往是收到宗教的感召。例如《续比丘尼传》中记载唐长安济度寺尼法显，“俗姓萧氏，兰陵人，梁武帝之六叶孙，唐故司空宋国公?r之第三女也”[2]；宋东都崇真资圣院尼清裕，为“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元京师妙善寺尼舍蓝蓝，出入皇室，“凡历四朝，事三后”。与此对比，明清之际女性的出家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明末清初人陆衡分析：“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S去其发”，一个“忿然出家”道出了真谛。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节妇”。许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贞女”。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正如《僧尼会》中小沙弥“我又不是黉门客，谁晓得酸文假醋者也之乎”及“佛门弟子并非儒”之语则直接点明遁入空门相对的逃避世俗的伦理束缚，本就不是真心，又如何谈的上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呢？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曾有过这么一段话：“一部《二十四史》，中间节妇烈女最多的莫如《明史》了”“《二十四史》中的妇女，连《列女传》及其他传中附及，《元史》以上没有及六十人的。《宋史》最多，只五十五人。”[3]《元史》是宋濂他们编的，明朝人提倡贞节，所以搜罗的节烈比较多。到清朝人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