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左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和非.doc

曾胡左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是与非 从辛亥武昌起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部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在评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清季中兴名臣时，总爱对他们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鹰犬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洋奴买办的称谓。对李鸿章则毫不吝啬地再加以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除了对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功业稍事肯定外，则等于把他们全盘否定了。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歪曲。拨乱反正以后，史学界、思想界开始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来重新分析评介清季中兴诸臣，肯定、否定者各执一词，但都跳不出阶级斗争的固有思维圈子。虽然主流趋于肯定他们，但基本上并未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史家们难免戴着固有的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有色眼睛，看待古人所遭际的乱离岁月多舛的人生，因之，难以得出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结论。 生逢乱世，即令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盖世英雄，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颠覆乾坤，扭转历史，再造中华，开拓未来。他们只能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顺应形势，力挽颓势于大厦将覆。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一点绵薄的微力，而不可能自命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事实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这样的救世主也并不存在。自诩、自封并不等于事实本身。任何对历史做出贡献的伟人，都要被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从纵的、横的方方面面的比较中，获得公允的评价和适宜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靠其部属、仆从、子民、甚至御用史家的吹捧、拔高或另有图谋的人们的贬低，被粉饰或者扭曲。为此，我们还是不要亵渎了前辈先贤的在天之灵，要荡涤尽泼在他们身上的污秽，洗尽历史的尘埃，重新认真全面的仔细审视他们艰难苦恨、鞍马劳顿、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一生，以求得真知和事实本身吧！ 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本是武人的职责，但是，生逢乱世的中兴诸臣，却不得不以文人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当时连兵家都无法担负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他们本是精通文史子集的博学鸿儒，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殿试得中为翰林院庶吉士）、胡林翼（道光十六年进士）、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殿试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都系三甲进士出身，真正的翰林（皇帝的秘书和文学侍从之臣）。左宗棠三试不第（不是考不中，时运不济，另有原因），以乡村塾师，幕僚身份，赖胡林翼三度推荐①，曾国藩引为知己，终于风云际会于时代，成为一面将帅，封疆大吏。他们四人中，李鸿章出身合肥的大地主；胡林翼出身清贵之家；曾国藩出身于勤俭持家的农家，鸡鸣而作，并不富裕，时有外债。左宗棠仅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的儿子，靠设馆、寄寓教书为生。如果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话，他们的出身实际上和太平天国起事诸王没有什么两样（洪秀全，落第秀才；冯云山，乡村塾师；石达开，地主乡绅；杨秀清，窑工）。 但是，洪秀全们选择了兴洋教，揭竿起义，于造反中另辟天地，成就个人功名富贵的道路。曾国藩们选择了力挽狂澜，拯救清室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道路。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这种选择乃是他们个人的处境、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交游环境的使然。 从地理位置看，拜上帝会产生于靠近鸦片战争的发端地——广州不远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教化相对薄弱的边远、贫穷、落后、闭塞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上帝的公平、博爱思想，使那些头脑聪颖，而又怀才不遇，愤懑不平，心怀天下的当地贫寒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某种启发，看到了他们发动、团结、聚合、号召当地贫穷，落后，愚昧，急欲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农民的契机和纽带。于是，他们结盟组社，以拜上帝的名义，聚集起一只造反的大军，开始了震惊天下，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囿于出身，胸襟和识见，他们目光短浅，贪恋富贵，又觊觎权势，互不相容，最终使来势汹汹的天国，因内讧迅速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犹如昙花一现。事实上，一个出身自偏远山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更勿谈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的社会集团，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远见卓识和伟大抱负呢？ 就在这一时期，深受程朱和阳明理学熏陶教育的长江中游地区那些身怀经纶的进士名臣，怀才不遇，渴求机遇一展风采的秀才和落第文人们，却看到了自己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们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军事界，经济技术界仅有的精华，从陶澍（林则徐上司，两江总督）、郭嵩焘（翰林院编修，驻英、法公使）、贺熙龄（湖北学政）、贺长龄（江苏布政使）、骆秉章（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张亮基（湖南巡抚）、沈褒祯（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江忠源（由知县而安徽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罗泽南、彭玉麟、刘松山、刘锦棠、（以上湘军），刘铭传、周盛波、丁汝昌、潘鼎新（以上淮军）等一帮骁将，以及他们的朋友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容闳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因为相互启迪、帮扶、熏陶、影响、举荐，他们比洪秀全们更扎实于学业，更注重于师夷之长，避己之短，更能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