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袋罪的产生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docxVIP

论口袋罪的产生及其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启示1979年刑法制定后，一开始并没有“口袋罪”这个词，实际上是在施行过程中，人们慢慢发现这些罪名的内容太庞杂或者很模糊，因而有关的、不好定性的行为就按这些罪名处理了，造成这些罪名成了一个“布袋”。从“口袋罪”的产生及其后来废除的一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实质性的进步，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讨论“口袋罪”的始末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社会政治文明三十几年来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深入分析“口袋罪”对于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来说，口袋罪是一种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的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就将此罪戏称为口袋罪，例如79年刑法的流氓罪就被认为是一典型的口袋罪，有言道：流氓罪是个筐，什么罪都往里装。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现刑法的非法经营罪，由于很多司法解释都将一些行为规定适用此条，故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口袋罪。在我国，“口袋罪”通常有三种：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 我们要分析“口袋罪”的产生原因，我们就要立足实践，从“口袋罪”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入手。从各方面来看，1979年是“口袋罪”形成的时间，回归到社会背景中1979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后的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通常来讲，“口袋罪”的形成往往是公权力和私权力博弈形成之结果，如果社会有原有状态进入到转型阶段，则既有的平衡会被打破，传统的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社会矛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社会民众的权利需求亦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同时，鉴于对社会稳定性的需求，决策者对社会秩序稳定的关注会大于对公民自由的关注，公权力介入的领域在此时也会发生“喷井式增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刚经历过文革的动乱，社会秩序亟需稳定，“文革”后治安形势的恶化。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78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89万起。而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法律对危害社会、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在这一转型时期，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显得相对滞后，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观念来解决市场经济时期的法律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容易造成司法的混乱和随意解释法律条款现象的发生。 另外，政府上层的急功近利思想和人民法制观念的淡化，迫使“从快从重”的司法办案方针的出台。当时，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由此掀开了“83严打”的序幕。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1983年著名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的刑罚变成可以处死刑，内容被扩大化。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八三严打”中，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刑法学家在对各时期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特点、惩治手段等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创立了刑事政策学，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刑事政策，如“严打”等等，对指导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刑事政策因受所处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权意识和人本理念淡漠的制约，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加之在执行中发生严重偏离，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站在现代时局的角度，全面审示和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刑事政策，不难发现其中的缺陷和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