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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治理核心题目的分 摘要 治理的核心--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同时如何在实现激励相容的同时，降低实在施本钱，尤其是确保进步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题目的关键。 自从管诞生之初，人们就把如何进步效率作为治理中的核心题目来探讨，并从不同的假设条件、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包括治理时期的外部规则控制和刺激；行为主义时期的参与和***化治理；系统论时期的权变思想等等。本文在继续了关于效率是治理核心题目的观点同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题目进行再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尽管理性是科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条件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义为假定论及的目标和现实世界不变，那么，只要行动得以正确地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这种行动就是理性的。1 假如说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2 ；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其社会性，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那么，各种组织何以存在？一般以为，除了人类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种组织（包括工厂、公司、俱乐部、政党乃至政府、国家）之所以要建立起来，乃是由于人们仅仅靠自己个人的气力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满足地完成某些任务、实现某些目标，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们结成了团体或团体。可见，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团体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品和公共服务。 那么，个人理性与哪些条件共同构成了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说，怎样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呢？根据奥尔森的回答，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团体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着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个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进步，另一方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监视成为可能。这样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成为在多次博弈中的计算对象，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身的行为的同时，也使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行为进而终极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当然，人数具体少到多少，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具体数字，但是人们一般以为，人数越少，组织的行动力越强，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况下，才有自动采取集体行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可能。当然，随着技术的迅捷，这一可以实现相互监视、进而自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小团体的规模也存在相应扩大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尽大多数组织并不是这种小团体。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后，在人们之间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上述的相互监视就成为不可能，个人本钱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模糊甚至丧失，此时每个成员从个人理性出发，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少甚至中止集体行动的产生，公***品与公共服务减少、甚至无法形成，即组织效率的下降、集体理性的缺失。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治理者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对成员进行激励与控制，即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组织目标达成的贡献程度，有选择地对其进行激励或行使强制性措施，以实现内协调，保证通过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品与服务。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私人组织的治理，如私营，还是各种公共组织的治理，如军队、国立大学等，甚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治理，都面临着如何通过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来影响行为者对本钱与收益的计算，从而实现集体理性的任务。 （作文网 zw.nseac.整理） 资源获取与激励、控制的制度选择 关于激励，从马斯洛、麦克利兰、赫茨伯格到弗鲁姆再到亚当斯已经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方法。然而，有一点却为他们所共同忽略，即在遵循各种原则、采用各种方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之前，首先必须获取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这是组织中的治理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题目。 组织要发展，治理者要激励成员都必须以拥有一定的激励资源为条件。我们看到，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恰正是与财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相辅相成的，社会抽取能力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它为国家这一高级形态的组织进行激励与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早在考察国家起源时就已经指出，为了维持国家的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用度--捐税，随着文明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4 。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除包括财政资源的